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43]
比较张、杨原提之八项条件，可知新的六条只放弃了“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的要求，原八条中第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四条已合并为“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一条。原八条中第二条（停止一切内战），则根据现实情况修改为“停战，撤兵至潼关外“。原八条中第八条关于召开救国会议者没有变化。而原八条中之第七条（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则扩充为两条，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和“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特别是这后一条，不仅是对蒋介石既定国策的根本否定，而且它清楚地表明了张学良、杨虎城决心与中共同进退的坚定态度。换言之，上述六项条件除了在比较敏感的国民党领导地位问题上，即在改组南京政府的形式问题上较之原来的八项条件略有退让外，总的要求不是比八条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那种所谓事变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张、杨方面几乎放弃了前此的条件，或者全面妥协的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直接的谈判对手是本来就指望借助西安事变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宋子文，张学良等所提条件的激进，似乎也并没有对谈判的进行构成多少障碍。据周报告说：在23日开始的谈判中，宋子文对改组政府问题格外热心，一上来就提议： 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傲、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44]没有人知道蒋介石究竟允许宋子文在谈判问题上走多远，可以断言的只是，宋子文这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过分乐观的情绪深深感染了他的谈判对手，因而或多或少地造成了某些假象。改组政府的问题已经谈到如此程度，难道其他问题还不容易解决吗？相信宋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蒋的妥协，使张学良多少有些喜出望外。宋子文大谈改组政府的具体构想及人事安排，更是给人一种“革命“即将大功告成的强烈感觉。张、杨理所当然地要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们也开始积极就新政府人事问题提出建议，比如提议以邵力子长内政，并且同周恩来一道，力主让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并委杜、沈、章等人为次长。张学良更明确提议，现在即可考虑改编西北红军，照国军待遇，实现合作抗日的问题。讨论中，他们甚至对于是蒋下令撤兵之后即放蒋回京，还是撤走中央军，释放救国会领袖之后再放蒋的问题似乎也不那么特别在意了，尽管他们仍旧坚持蒋介石必须满足他们提出的六项条件，同意拟议中的西北组织“三位一体“的军政委员会和抗日联军组织，但他们看起来似乎毫不担心，确信如今这些要求在蒋介石那里都不会成为问题。一切障碍都因蒋介石的“暗示“可以改组政府和宋子文的许诺一风吹了。周恩来更是急忙打电报询问中共中央：“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将)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注即西安方面所提六项条件）“，“你们准备在何种条件下许蒋回京？“[45]这说明，即使是周恩来，这时也已经开始相信，蒋介石很可能会迅速承认六项条件，并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既成事实，释放蒋介石的问题马上就要提上议事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