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宋美龄、孔祥熙、阎锡山等，强调：“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并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而此一事变“是否演成国内残杀，须视大众之觉悟如何。如大众彻底觉悟，则必共趋对外，而残杀可免，否则即无国内残杀，亦岂有不亡国之理“。[13]
16日，张学良进一步在西安市民大会上讲演，说明自己与蒋介石“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自己之所以下决心捉蒋，就是因为蒋介石如今已经与袁世凯、张宗昌没有区别，“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同时张电告冯玉祥：“良等此举，对事而非对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但抗日主张及行动未能实现以前，要送蒋回京，“势难遵办“。[14]
17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名复电程潜等，强调“只求主张贯彻，决不稍为身谋“。至于放蒋，除非蒋承认西安方面政治主张，否则，“在抗日主张及行动未实现以前，尚难办到“。不仅如此，张学良第一次公开表示赞同“容共之论“，并且开始同意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提议，当内战爆发，西安被围时，对蒋“行最后手段“。[15]
18日，张学良复电孔祥熙、何应钦等，提出：除非中央确有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否则“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张甚至直接警告何应钦：“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16]
19日，张学良致电蒋鼎文及孔祥熙等，对中央军继续进攻反应更加强烈，再度警告说：“弟等发动此种惊天大事，岂能视同儿戏！一条生命，早已置诸度外。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力量计，绝不惮起与周旋。“[17]
20日，张、杨联合发表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更是下定破釜沉舟之决心，准备与南京开战，故一面揭露蒋介石南京政府以抗日为名行欺骗之实，一面号召两军将士准备决一死战。书称，绥远抗战，中央只派出两个师，阎锡山要求调二十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几十万大军“。在绥远的抗战中，中国飞机半架也没有，据中央说是天气太冷，而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轰炸，再不管天气冷不冷了。“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四省，察北六县，我们的冀东二十二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而西安事变的行动就是因为再不能听任那些“变相汉奸“，或者是“犯了恐日病“的领导人“欺骗“、“敷衍“才不得不武力制止之。任何人敢以武力压迫，“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