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相信这种说法是的。因为，就连蒋介石自己也否认其11日晚的宴会是一次“告别宴会“。他明确说：当晚的宴会是他为“商议进剿计划“而安排的一次“行辕会餐“。况且，说蒋介石第二天要走也不可信。蒋介石来西安前已明确认为，这次剿共行动一旦部署就绪，“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少一个月）可竟全功“。而此时，新的围剿计划尚未安排，张、杨两部的问题亦未解决，加上张学良态度未稍转变，蒋必不能将指挥此次剿共军事之责托付于张，或者须另择他人指挥，或者干脆自己亲自指挥督战。蒋固已考虑调派陈诚、蒋鼎文或卫立煌等来负责进剿事宜，但这时亦未做好安排，如何会突然一走了之呢？[17]
另一种说法虽否认蒋介石第二天要走，但也认为张学良决定12日凌晨发动事变的时间是在11日午夜前后。理由是蒋介石11日晚宴时与张学良商定，第二天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而张已下决心不参加剿共，故他约了杨虎城于当晚急急忙忙在再度出席西安的晚宴后，决定次日凌晨采取军事行动，并分头作了部署。[18]同上面的说法一样，此说也仍有让人生疑之处。试想，11日晚张学良等赴临潼参加蒋之会餐，除了吃饭以外，还要“商议进剿计划“，当时西安至临潼乘车即要半小时以上，再加上商议的时间和吃饭的时间，即使蒋介石的晚宴于傍晚6时以前开始，张学良等回到城里至少也要晚上八九点以后了（孙铭九回忆张回到城里的时间是“晚八时许“，多少接近）。而这时城里，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的名义，也举行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宴会，宴请来陕各军政大员。因此，张学良等参加蒋会餐的将领，赶回城后，还要参加城里的那个宴会。如此下来，等到张学良要与杨虎城商量兵变事，自然也要到午夜时分了（邵力子回忆他参加张学良的宴会，“十二时许才回省政府后楼就寝“，当属可信）。此后距事变之发动至多不过三四个小时，又要与杨商量，又要召集重要将领开会说明，又要向下级军官布置行动步骤，又要调动军队由城里前往临潼……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使当天凌晨的行动落空和败露。因此，说张学良事到临头才匆忙决定发动事变，且定在三四个小时之后即行动，毫无疑问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事实上，比较合乎逻辑的说法是10日晚或11日白天。张、杨两部当时比较了解内情的孙铭九、刘多荃、王菊人、宋文梅等人的回忆，均可为此提供一些佐证。如张学良当时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回忆称：11日上午张学良告诉他说，已与杨虎城商妥次日行动。张之一0五师师长刘多荃也明确讲，张学良是在10日晚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和主要行动负责人，具体部署行动计划的。杨虎城机要秘书王菊人的回忆更具体一些，他说：“十二月十日晚，张、杨对于扣蒋的意见，已完全一致，并已决定于十二日拂晓立即行动。“到11日上午，张、杨二人又在张学良官邸商量两次，至下午确定了共同行动的具体部署。[19]由于此一行动十分重大，且须东北军和十七路两部密切配合，不能稍有差池，故绝非一时兴起，几小时之内可以完成一切商量、筹划、部署、动员及行动过程的。因此，说张、杨10日确定了行动日期，之后至11日白天曾几度秘密具体商议完成行动部署，似较合理。
关于这一点其实还可以证之以11日晚发生的两件事。一件即是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邀请来陕中央各军政要员赴宴之举。考虑到第二天凌晨即将发动事变，如果以为头天晚上张、杨举行这样的宴会纯粹只是一种巧合，怕是难以想象的。兵不厌诈，这是兵家常用之计。在临发动事变几个小时之前通过这种方式麻痹对方，同多数兵家刻意把突然袭击的时期选在节假日里，都是出于相同的考虑。另一件事是张学良当晚在应蒋意外之召赴临潼面蒋时态度之尴尬与紧张。张、杨有意在西安城内安排了11晚的宴会之后，突然得到蒋介石赴宴邀请，这不免使张、杨感到格外紧张。杨虎城、于学忠两人之所以借口西安的宴会不去临潼参加具有“商议进剿计划“这样重要内容的“行辕会餐“，多半也是以防万一的一种准备。尽管如此，张学良还是有些不安，其紧张之态甚至连蒋介石都有所觉察。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20]不难想象，如果照11日夜蒋宴会之后张才赶回西安与杨商定次日晨发动事变的说法，张此时当如前此一样神情自若，不致如此紧张以至无法掩饰。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由于张学良十余小时之后就要发动事变，蒋介石这时意外召见，其言行举止难免有些不自然，故给人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之感。
无论如何，依照张学良事后三次公开讲述他在12月9日晚为学生游行问题与蒋介石发生激烈争执的情况，可知蒋介石当时对学生的态度对张精神上的刺激相当大。[21]7日张已有心对蒋采取行动，准备与叶剑英商量，但叶由陕北来，路上最快也要五天时间。鉴于张没有再打电报催促，估计张当时有再等几天的准备。然而，9日的争执之后，张学良已经再也不能忍受了。因此不等中共代表到来，独断独行地开始与杨虎城商量捉蒋计划，并着手部署。正因为准备仓促，因此当11日晚蒋介石突然召见时，才不免有些神经过敏。[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