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见委员长后再召张来见。彼或因余未加斥责，显有快慰状。余立以镇静诚挚之态度与之面谈，告以彼等自谓此举得全国民众之拥护，实属错觉；今大错已成，若何补救，实为当前唯一问题。并语之曰：“汝若向余问以后之方针，余可以诚意告汝，尔等欲恃武力以强迫委员长作任何事，皆无成功之希望。“

张曰：“夫人如在此，决不致发生此种不幸之事。“此语殊出余意外，骇然久之。

张续曰：“我等劫持委员长，自知不当，唯我自信，我等所欲为者确为造福国家之计划。然委员长坚拒不愿与我等语，自被禁后怒气不可遏，闭口不愿发一言。深愿夫人婉劝委员长暂息怒气 ，并望转告我等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即签署任何文件亦非我等所希望。“

余表示深信其言之由衷，不然，则彼等行径又何异于旧时军阀？唯目前欲示世人以无他，应放弃胁迫态度，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因复语张曰：“尔性太急切，且易冲动。尔当知世上有许多事皆非躁急之举动可以成功者，唯步骤一致渐进之行动乃可得真正之进步 。换言之，即全国人民程度进至适当之水平线后，仍将感效果之迟缓。然余之经验告余，躁急者百分之力量只能得一分之收获，而徒求快意一时之举动决不能致中国于富强，惟坚忍卓绝之苦干始能得理想中之成功。“

张闻言颇感动，诚挚言曰：“夫人，余已觉悟此举之不当，决不愿托辞掩饰，唯自信动机确系纯洁。倘此次夫人能一如往昔偕委员长同来者，余敢断言决不致发生此不幸之事变。今余屡欲向委员长有所申述，彼辄禁我启齿，厉声呵斥，奈何！“

余曰：“汝仍未能了解委员长也。彼所斥责者，每为其寄有厚望之人；倘对汝鄙为弃材，则决不再费如许精神对汝斥责矣。汝每称事委员长如事父，彼信汝此言之诚，故不假颜色。“

张应曰：“夫人应信我敬戴夫人之诚，即余部将亦一致敬戴夫人。委员长被禁后，彼等搜索其文件，得夫人致委员长函二通，拜诵之余，益感夫人之伟大 ，盖此二函中夫人为民众求福利之至诚毕露。故深信夫人此来必可调整现局，使委员长早日离陕，余及余部将实同具此种信念。我等希望委员长安全离陕之热情初不后人，盖我等不独不愿阻碍其政治上之工作，且一致推崇彼为我等唯一之领袖。今但求向委员长面陈款曲，一切皆无问题，深信夫人必能助我了此危局。“

余骇问所称二函究竟何指。张曰：“一为请筹援绥经费与补充空军事宜；在另一函中，夫人缕述救国感想，实足动人。夫人告委员长，有‘深感我二人共同救国之事业未能尽责之处甚多，此后当加倍努力 ，一方面不负人民付托之重任，一方面不背我二人结婚时为民服务之誓言’之语。我等读此二函，实感动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