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持北京家中的平安，也为了能及时获得北京的政治动态，宋庆龄要求杜述周常住北京家中，让李燕娥常住上海家中，从而好让她安心工作。经过多年的考察与接触，这时候，宋庆龄已从内心里接受了杜述周，并把他视为自己的亲密战友。因为杜述周已用他的忠诚与敬业，消除了宋庆龄心中的疑窦或偏见。

事实确也如此，自从杜述周接任后，北京家中安定团结，人际关系和谐，再没有发生因政治因素造成的令宋庆龄不愉快的事。

1976年是中国发生许多大事的一年，也是使宋庆龄深为悲痛与快乐交集在一起的一年。这一年中，中国失去了三位重要的革命领导人和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1月份是周恩来总理，7月份是朱德总司令，9月份是毛泽东主席。宋庆龄在杜述周的护卫下，参加了这三位巨人的追悼会，这令她很悲伤；但使宋庆龄快乐的是，江青集团终于在这年的10月毁灭了，兑现了当年宋庆龄对他们的预言。

宋庆龄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笑逐颜开了。

她与保姆们围坐在一起，整整吃了一面盆的大闸蟹，还不顾身上的荨麻疹，喝了一杯葡萄酒；她邀请杜述周一起参加她从小就喜欢的藏蛋游戏；她更多地出现在各种国事与外事活动的场合中，以饱满的热情写下了大量的有关妇女儿童事业方面的文章。

爱泼斯坦在撰写《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一书时，曾就此作了一个统计：“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宋庆龄已84岁高龄。在她的生命的最后五年里，尽管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她却非常忙碌，而且做了许多事情。《宋庆龄年谱》中，1976年和1977年各有1页，但从1978年到1980年，每年都有6～8页。1981年5月她就去世了，但这5个月中的记录也有5页。“

于是，年逾五十的警卫秘书杜述周也更忙了，他几乎每次都陪护着宋庆龄出席各种接待活动，精心地安排着老太太的衣食住行，确保已需有人搀扶的宋庆龄安全地完成任务。

宋庆龄已把他看做自己最信赖的人之一。

1979年秋天，宋庆龄在北京家中与全体工作人员合影时，她把杜述周与张钰安排在自己左右手入座；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参加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活动时，杜述周就紧站在宋庆龄的身后，随时准备着护救病危中的宋庆龄。更使杜述周高兴的是，1980年元旦，在新年茶话会上，当邓小平与宋庆龄、罗叔章坐在一桌上亲切交谈时，他就站在邓小平与宋庆龄的后面正中间。当时，杜述周穿着一身风纪扣紧锁的中山装，戴着那副戴了几十年的黑边框近视眼镜，甚至还反背着双手站在那里一个劲地笑着，谁看了这张照片都会被照片中那种欢快的气氛所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