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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子贡之贤，亦诚值赞赏矣。 子路曰 ：“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 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 奚其正 ？“子曰 ：“野哉！由也。 君子于其所不知， 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 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 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十三) 子路此问，疑应在子贡之问之后。孔子既再仕于 卫，子路问卫君苟待子为政，子将何先。子贡只问孔 子是否赞成出公之为君，而又婉转问之。今子路则直 率以现实政事问。谓子若为政，将何先，而孔子亦直 率以现实政事对，曰 ：“当先正名。“正名即是正父 子之名，不当以子拒父。然出公居君位已有年，卫之 群臣皆欲如此，形势已定。蒯瞶先不知善谏其父，而 遽欲杀南子，已负不孝之名。其反而据戚，又藉其父 宿仇赵鞅之力，故更为卫之群臣所不满。今孔子乃欲 正辄与蒯瞶间父子之名，此诚是当时一大难题，故子 路又有奚其正之问。此下孔子所答，只就人心大义原 理原则言。孔子意，惟当把握人心大义原理原则所在 来领导现实，不当迁就现实，违反人心大义原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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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弃这于不顾。孔子在鲁主张堕三都，即是如此。 但就现实言，孔子在当时究当如何来实施其正名 之主张，遂引起后儒纷纷讨论。或谓出公当逊位迎父， 告于先君，妥置南子，使天理人情两俱不失其正。若 蒯瞶亦能悔悟，不欺其已死之父以争国，不自立为君， 而命其子仍居君位，此是一最佳结束。若使蒯瞶返而 自立，在出公亦已如夷齐之求仁得仁，又何怨。此是 一说。或又谓蒯瞶父在而欲弑其母，一不孝。父卒不 奔丧，二不孝。又率仇敌以侵宗邦，三不孝。卫辄即 欲迎其父，卫之臣民必不愿。故子路亦以孔子言为迂。 然越后至于卫出公之十二年，蒯瞶终入卫，而辄 出亡于鲁。其年孔子尚在，两年后始卒。孔子固先已 明言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言不顺 者，不顺于人心，即无当于大义，则其事终不克圆满 遂成。卫辄固不知尊用孔子，待以为政，而子路亦未 深明孔子当时之言，此后乃仁为孔悝之家邑宰。孔悝 即是拥辄拒蒯瞶者。蒯瞶之入，子路死之。后之儒者 不明孔子之意，即如公羊谷梁两传亦皆以卫拒蒯瞶为 是。然卫人可以拒蒯瞶，卫出公则不当拒蒯瞶。惟孟 子有瞽瞍杀人，舜窃之而逃，视天下犹弃敝屣之说， 乃为深得孔子之旨。或又谓卫人立辄，可缓蒯瞶必欲 入卫之想，而使其不受赵鞅之愚。又谓拒蒯瞶者非辄， 乃卫之群臣。蒯瞶人，居于戚十余年，乃由辄以国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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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推测，皆可谓乃阐说了子路之意，为出公开脱， 而并不在发挥孔子之主张。 或又谓蒯瞶与辄皆无父之人，不可有国。孔子为 政，当告诸天子，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公子 郢，其人贤且智，卫人本欲立之，而坚拒不受。今谓 出公尊用孔子，使之当政，而孔子乃主废辄立郢，则 又何以正孔子与辄君臣之名，且显非论语本章所言正 名之本意。 盖孔子只从原理原则言，再由原理原则来指导现 实，解决现实上之诸问题。后人说论语此章，则已先 在心中横梗着现实诸问题而多生计较考虑，原理原则 不免已搁置一旁，又添出了许多旁义曲解，故于孔子 本意终有不合。 或又谓卫辄拒父，孔子不应仕而受其禄。则不知 孔子在当时仅是一士阶层中人，若非出仕，何以自活。 为士者亦自有其一套辞受出处进退之大义，此层待孟 子作详尽之阐发。惟孔子反卫，在卫出公四年，即鲁 哀公六年。其去卫反鲁，在卫出公九年，即鲁哀公十 一年，前后当四五年之久。而孟子曰 ：“未尝终三年 淹 。“若专指其仕于朝而言，则孔子在卫受卫出公之 禄养亦岂不足三年乎？抑孔子于卫出公，仅为公养之 仕，又与正式于于其朝者有别乎？今亦无可详说。然 古今考孔子历年行迹，为孟子此言所误者多矣，故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