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这些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一些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出现在元朝时期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几千年来，中国在传统上一贯推崇“学而优则仕“及“重文章轻科技“的思想，例如缔造天府之国的李冰父子，远远无法与孔孟、朱熹等思想家或理学家，以及苏轼之类的文学家相提并论。但是这种状况在元朝却有所不同。

元朝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其发展状况也是历朝历代所不具备的，由于元代高度的鼓励贸易的自由及其特殊的超大疆域，所以形成了一类特殊的科学家队伍，这支队伍与中国本土的科学家一起把元代的科技水平推向了世界的顶峰。所以，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这些鲜为人知的外来支援者身上。

元朝的天文学具有浓厚的“吸收“色彩，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元朝，天文学方面的科学技术造诣是世界水平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为星学者。他们翻译及带来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这些在当时都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天文图书，他们的引进让中国研究天文学的科学家们开阔了眼界，给中国天文学带来了活力。

公元1260年，元朝仿造金人的旧制，设立司天台；1271正式设立回回司天台，1312设立回回司天监。后来还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马剌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管理此类工作。札马剌丁等一批天文学家先后在这里工作，为中国天文历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天文学家们不仅带来或使用一批先进的天文仪器（主要来自阿拉伯及波斯），而且还设计并制造了许多先进的天文仪器。

札马剌丁自己制作的天文仪器有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7种。这些仪器，当时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研究科学史的英国李约瑟博士在谈及地球仪时说：“除公元前2世纪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仪（已失传）外，没有比马廷·贝海姆1492年的纪录更早的人。“可是札马剌丁的地球仪却诞生于1267年，比马廷·贝海姆的记录整整早了225年。

札马剌丁的地球仪是球状的，体现了寰球这一科学概念与设想。这无疑对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进行了勇敢的否定，这可以与当时布鲁诺提出的观点相提并论，只不过布鲁诺没有札马剌丁幸运，他最终被当时统治欧洲的教廷烧死。这与当时元朝宽松的科技政策是没法比的。

这时，我们本土的科学家，在天文学方面，也是成绩斐然的。天文学家郭守敬设计、制造了简仪、仰仪和圭表等天文仪器，比丹麦人第谷的同样的仪器要早300年。同时，他主张以实际观测为依据，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天文监测网。另外，郭守敬还设计、制造了大型计时仪器——七灯漏（大明殿灯漏），该仪器是反映中国古代计时机械制造技术水平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