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旧王朝的腐朽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就有可能由一批新贵来建立新王朝，重建皇权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农民战争可以说是皇权国家实现“自我更新“的“推手“，或者说是发挥了“除旧布新“的调节作用。

2． 皇权国家的重建

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么多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没有给国家、民族带来光明的前途。在王朝鼎革之际，千百万民众用热血和头颅摧毁了旧的皇权专制体系，代之而起的仍然是结构、性能与旧王朝几乎没有太大差别的新的皇权专制体系。农民战争过后，新的统治集团又如法炮制，重新建立起一套庞大的、以官僚和军队为主体的皇权国家统治机器，依靠严密的户籍、里甲制度和残酷的刑法，对全国人民实行高压统治（从肉体到精神）。

在这方面，汉朝和明朝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这两个王朝都是由农民领袖建立的，不仅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数千百次的中国农民起义史上也仅此两例。

汉高祖刘邦出身于农民，早年当过亭长。至于追随刘邦打天下的“开国功臣“，成分也很复杂，有吹鼓手周勃，城市贫民韩信，布贩子灌婴，屠夫樊哙，“强盗“彭越，游士陈平，旧贵族张良，中小地主萧何、曹参、王陵等人。其中，韩信、张良、萧何、陈平等人在“打天下“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而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儒生则在“定天下“时发挥了关键作用。西汉建立后，陆贾就经常在刘邦面前说《诗》称《书》，弄得刘邦很不耐烦：老子是“马上得天下“，与诗书何干？这时，陆贾乘机说明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能“马上治之“；要治理天下，就必须“文武并用“，这才是“长久之术“。

在儒家的眼里，要建立新的皇权国家，首先要确立礼制，向来“不好儒“的刘邦当然不懂这一套，甚至在儒生的帽子上撒尿，以示蔑视。但是，等他当上皇帝以后，“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很不成体统，弄得他很扫兴。这时，叔孙通乘机提议：“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事后，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于雇农，曾经在皇觉寺做过和尚，也瞧不起儒生。刚开始，儒士刘基来见他时，朱元璋认为他是一个“白面书生，不识时务“。但是，正是刘基、陶安、秦从龙、朱升、范常这一批儒生，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对他平定天下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刘基提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军事战略：先与张士诚、方国珍暂时妥协，集中力量消灭陈友谅，再各个击破，统一天下。此外，刘基又“数以孔子之言“疏导朱元璋，使他明白了“倡仁义，收人心“的儒家道义。所以，朱元璋到处收罗“贤士“，又“谒孔子庙，遣儒士告慰父老“。这时，他已经从一个农民起义军首领蜕化为一个符合儒家礼贤下士原则的“真龙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