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历代帝王竭力削弱臣权，加强君权：汉武帝颁布“推恩令“，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分散一切可能的对手的实力，以造就一个绝对强大的皇权；宋太祖削夺统兵将帅的兵权，并建立了一套体制，让各个部门“犬牙相制“，互相制约——“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朱元璋宁肯让自己的家奴——太监掌理内外奏章，甚至代天子“批红“，也要废除丞相，压抑臣权。经过多少代帝王的不懈努力，逐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以加强皇权专制统治。
在皇权体制下，这种特有的君臣关系，必然使得政治永远不能清明。在皇权国家里，官僚机器腐败无能是常态，“贤者苦于掣肘而不得尽其长，不肖者便于推委而籍以分其谤，事之举者转少“是必然的结果。在这种君臣关系支配下，那些关心国事民瘼的有志之士经常受到打压，很难大展宏图，真正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华。
与君臣关系类似的是，大小官吏可以支配民众，民众却不能制约官吏。在等级分明的权力金字塔中，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是一条基本原则。在皇权时代，普通民众没有多少政治权利，他们在各级官府和大小官吏面前永远低人一等，处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所以，官吏们只要巴结好上司，让上级满意，就可以对下为所欲为。
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鸠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这句话，对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皇权国家的贪污腐败有很大的启示。
在皇权体制下，官吏们总是想方设法地把职权变为特权，变成私利。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王亚南指出：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与专制帝王一样，这些官僚们大耍“两面派“的功夫：一方面，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打出“爱国“、“爱民“的幌子；另一方面，则是大肆贪污腐败，最大限度地实现着各自的私利。在实践中，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利用手中的任何一项权力贪污受贿：吏部主管官员的考核、升迁，可以卖官；礼部负责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可以出卖考题；刑部可以利用断狱、决人生死之权卖法；兵部也可以运用练兵、发饷之权，甚至利用战争之机大发“国难财“。“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的各级官员，乃至师爷、胥吏，也无不如此。
在某种程度上，那些贪污腐化的人，更让专制帝王放心，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更容易驾驭，个中的奥妙就在于：这些人都有“前科“，有把柄捏在皇帝手里，皇帝可以随时抓住他们的“小辫子“处置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