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The Evening Standard, 29 December 1913

[34] The Economist, 27 December 1913

[35] The Daily Graphic, 31 December 1913

[36] The Daily Chronicle, 26 December 1913

尾声

[1] Sean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Germany’s Bid for World Power, 2010

[2] Harry Kessler, Das Tagebuch, 1880–1937, vol. 4, 2004

[3] Margaret MacMillan, Peaceference of 1919 and its Attempt to End War, 2001

[4] Jaa and Charles Darwin, 1983

[5] Paul Valéry, The Crisis of the Mind, 1919

[6] Zara Steiner, The Lights that Failed: 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19–1933, 2007

[7] Stefan Zweig, The World of Yesterday, English edition, 1943

[8] Paul Fussel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1975

[9] Boris Pasternak, Dr. Zhivago, trans. Max Hayward and Manya Harari, 1958

致谢

本书是出于爱好而写。写书的构想已经在我的脑海里酝酿多年，但也离不开其他很多人的悉心指导、智慧学识和调查研究，这才有了现在呈献给各位的这部作品。

经历了开始的几次失败之后，ICM的珍妮弗·乔尔（Jennifer Joel）和柯蒂斯·布朗（Curtis Brown）的梅利莎·皮芒泰尔（Melissa Pimentel）帮助我把脑中的构想落实在纸上。威尔·苏尔金（Will Sulkin）以及之后的斯图尔特·威廉斯（Stuart Williams）在鲍利海出版社（Bodley Head）买下了这本书，莉萨·考夫曼（Lisa Kaufman）为Public Affairs买下了这本书。能够与依然支持优质、严肃的非虚构图书的两家优秀出版机构再次合作，是非常美好的经历。起初，鲍利海出版社方面是凯·佩德勒（Kay Peddle）在负责。后来，是杰玛·韦恩（Gemma Wain）和我一起坚守在写作和制作这本书的战壕里——但愿没有因此患上什么炮弹休克症。我非常感谢她专业的指导、偶尔的规劝、不可思议的冷静和宽容。没有她的劳动，也就没有这本书的存在。克里斯·波特（Kris Potter）设计的封面非常棒。伯尼斯·戴维森（Bernice Davison）的审稿让书中的文字趋于完善（如果还有错误，那么很遗憾，都是我一个人的错）。安娜&g）负责制作。鲍利海出版社的埃玛·扬（Emma Young）和索菲·米切尔（Sophie Mitchell），Public Affairs的热姆·莱费尔（Jaime Leifer）负责向大众和我们的媒体朋友推广这本书。我非常幸运，能够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宫）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Chatham House）］的（一个近乎完整的）休假年里，完成这本书大部分内容的写作，特别要感谢罗宾&）、伯尼斯·李（Bernice Lee）以及我单位的同事，他们在我缺席的时候依然全体活跃在工作岗位上。

我背着巨大的历史债务，在这里是列举不完的，在参考书目和注释中有更详细的说明。但有一些，如果不在这里特别提到的话，也许就错过了。历史方向的职业造就了伟大的研究者、伟大的辩论家、伟大的作家。我坚信，历史的价值在于让当代可以以史为鉴，历史需要有说服力的阐释者。已故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令人敬畏的叙述技巧，已故的托尼·朱特（Tony Judt）的人道精神，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层出不穷、引人入胜的作品，诺曼·斯通（Norman Stone）的历史性阐述，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纯粹的热忱，总能让我深受启发。

记得有一年暑假，当时的我着实太年轻，对这类事情不感兴趣，然而我读到了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并开始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能够为我们自身的时代开启的种种展望，以及关于权力和政治真正的大问题。蒂莫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将历史视角带入当下的能力，以及解读历史的现代视角，全都饱含着智慧，这对于如何将历史的思维框架渗透到我们对当代政治、利益和民族的理解当中，起到了一种模范作用。如果英国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做这样的事，定能成为同类中最有说服力、最优雅的一员。在牛津大学求学时，我非常幸运地接受了马丁&way）——他的一面墙上一直有一张凯末尔的黑白照片——罗伯特·吉尔德（Robert Gildea）、卡佳·安德烈耶夫（Katya Andreyev）、鲁思·哈里斯（Ruth Harris）、简·帕尔默夫斯基（Jan Palmowski）、克里斯托弗·黑格（Christopher Haigh）、帕特里克&ald）和W. E. S.托马斯（W. E. S. Thomas）的教导。在牛津大学学习历史，或许是我最做过的最能让头脑兴奋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