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赢家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其收获；由于国内的物价过高，不久后它们便发觉自己吃不消了。双方在战争中损失的人数超过了900万，约占到参加战争的6580万人中的1/8。在4年3个月的机械化屠杀中，每天平均有6046人因此殒命。万人不幸阵亡：根据英国军人墓地管理委员会发起人费边·韦尔的计算，如果这些死去的人肩并肩经过白厅，那么这支队伍的游行将持续3天半。1919年，埃内斯特·博加特试图对死者的资本价值进行评估；根据他的计算，德国总花销为70亿美元，法国为40亿美元，英国为30亿美元。实际上，根据人口统计，阵亡人口的空缺很快被弥补了（但替代者在技术上往往不如原来）。10年前移居海外的英国移民人数超过了在战争中牺牲的英国士兵人数。自1902年开始，德国的出生率锐减（1917年，从35‰之多跌至14‰的谷底），但在战争结束时，年轻人的人力资源从未出现短缺，甚至出现了相反的情况。1910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5岁到24岁的男性人口数在1911年和1921年相差无几，其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仅出现轻微下滑（%%）。
更棘手的问题是150万遭受永久伤残的士兵。在曾经服役过的1300万德国人中，有270万人落下了永久的伤残，其中有80万人接受了伤病抚恤金。奥托·迪克斯描写了那些伤残人士：昔日的前线英雄，今日却沦落到在贫民窟乞讨的地步。在法国，至少有110万人伤残，其中有10万人为永久伤残。万英国士兵因为战争而不得不截肢，其中有2/3的人失去了一条腿，28%的人则失去了胳膊，万人遭受着不需要截肢的伤病。20世纪30年代末期，万士兵仍在接受着残疾人抚恤金。除此之外，战争还以另外的形式摧残人们的身心：万英国老兵因为“神经衰弱症“领取残疾人抚恤金，其中有许多人（如诗人艾弗·格尼）终生都在医院中度过。
战争还为活着的人带来了永不磨灭的悲痛。近期，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移到幸存者——包括阵亡者的父母、伴侣、兄弟姐妹以及朋友——面对并处理丧失亲人或朋友时处理情绪的多种方式。杰伊·温特认为，许多人都通过具有象征性的战争纪念物得到宽慰。毫无疑问，寄托于宗教同样有所帮助——包括相当流行但却是非正统的方式，即与死者的“灵魂“进行沟通。欧洲在战争中失去的人数要高于之后发生的犹太人大屠杀，英国在这一时代的确丧失了大批社会精英；然而他们牺牲的方式，以及并未受人口锐减影响的传统宗教精神和习惯则意味着战争生还者要比那些1945年从大屠杀中幸存的犹太人幸运得多（后者的整个民族都受到了影响）。实际上，战争留下的是将痛苦传递给那些没有遭到直接损失的幸运者；南非的珀西·菲茨帕特里克爵士提到所有英国人在每年11月11日11点默哀2分钟，他也是这个意思。那些在战争中痛失爱子的人的声明——阿斯奎思，博纳·劳、罗斯伯里、吉卜林、哈里·劳德爵士——证明了世间没有什么比白发人送黑发人更让人痛不欲生的了。吉卜林更是将这种悲恸寄托在作品中：他对儿子约翰所在军团的历史的描写备受后人称赞，其非凡之处在于轻描淡写中透出的深刻情感，而吉卜林关于战争主题的诗歌却包含浓浓的忧郁和愁思。然而回忆并没能帮助人们减轻痛苦。士兵戴维·萨瑟兰在1916年5月16日的一场突袭中阵亡，他的排长尤尔特·麦金托什中尉背着他的尸体穿过无人区，并写下了这首所有人都为之动容的诗：
啊，戴维的父亲，
他是您唯一的儿子，
新切割的泥炭正在腐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