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措施为何没有落实？有些历史学家倾向于强调该时期内德国经济理论的不足，当然也有许多经济学家出于完全虚假的原因而反对稳健的货币政策。然而政治家们也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让通货膨胀恣意发展所带来的风险。1920年6月28日，康斯坦丁·费伦巴赫总理敦促国会代表，“当下极为紧急的是要促进帝国财政的改革“：
浮动债务的大肆增加抑制了货币的购买力，限制了我们的信用并将物价抬升到虚高的地步。纸质货币的数量并不意味着繁荣（太对了！），而是仅仅体现了日益增加的贫穷程度。货币价值越低，对薪资的抗争就越发激烈——没有什么能够与飞涨的物价比肩。它给贸易和交通运输，给工业部门和劳动者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如果我们想要避免国家财政和经济崩溃的可怕局面，那么就必须通过各种可能的方法来解除这种危险。
他的呼吁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也明确体现了德国政治家对赤字财政风险的认识，并深知自己不得不采取的稳健货币政策。
那么，此时有没有反对这种稳健政策的声音呢？其实，确实有些人反对货币贬值。例如有人认为，对于拥有战时外币债务的企业和个人来说，这意味着马克就无法在长期内实现复苏。然而，更重要的是存在国内流通危机或“信用短缺“的危险。就算没有实行稳健的政策，倍。当然，应该忧虑的并非破产本身，而是由此导致的失业率上升。但紧缩政策确实可能会引起价值重估的“二次革命“。
毫无疑问，稳健的货币政策会在短期内造成失业率的增加。货币贬值虽然可以停止国外的马克投机并阻止未来面向马克的资产投资，但它同样可以消除出现在1921年和1922年的德国贸易赤字的扩张，并因此为国内的消费设定一个最大限度。而且，稳定的物价和货币贬值也可以刺激1920年开始的投资项目的继续发展（但随后还是被取消了）。同样，我们也无法设想国外贷款有任何永久性停滞的可能性。毕竟，它在1924年迅速恢复，但可能会承担比1920年造成的货币贬值更加严重的损失。可以想见，1920~1921年的稳定政策危机的危害性会次于1923~1924年的紧缩局面；当时，货币经历了彻底的崩溃，国民生产净值下降了10%，工会成员中的失业率达到高峰（25%），其中还不包括超过40%的临时工。如此级别的失业率直到1931年才再次出现。与此相反，1920年的失业率只在两个月内就超过了5%（7月和8月），%。法国的经历告诉我们，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下，失业率将会翻一番。与1923年和1924年的情况相比，工会成员中约10%的失业率象征着一种意义深远的“软着陆“。
魏玛政治家对失业率造成的社会结果的担忧未免被夸大了。实际上，在1920年马克相对稳健时期，失业率引发了无数的小规模游行示威。这些游行示威活动发生在反卡普总罢工之后，同时伴随着一些消费者针对过高物价的抗议活动，因此难免会引起当局的恐慌。然而，将这些多发性的群众表达不满的活动当作潜在的革命威胁，并将两者混为一谈，未免不合逻辑。稳健政策可能会通过稳定物价以及消除为争取更高工资而罢工的动机来降低有组织劳动者的激进性以及消费者的不满。与此相反，对政府敏感部门的工人（如运输部）实行的补贴政策只能带来最虚妄的社会和平，因为对这些工人的人数和薪资待遇的提高只会助长工会和工人委员会中最为激进的因素，导致雇员产生敌对心理并因此而激化工业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