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到处都是为通货膨胀辩护的例子。1922年6月，拉特瑙（当时已成为德国外交部部长）和实业家胡戈·施廷内斯在柏林与美国大使的一场会谈中提出了两种意见，但却都是对德国现行政策的补充辩护：
拉特瑙认为……从经济方面看，通货膨胀比控制租金更好，财富从所有者那里转移至两手空空的人，在德国这样如此落后的国家，这是非常合理的。施廷内斯称，通货膨胀和发动革命是德国面临的两种选择，就这两种选择而言，他偏向于前者。
对施廷内斯而言，通货膨胀是“保证人民就业率的唯一途径，也可确保国家的正常运行“。之后他对霍顿说，“从政治上看，我们必须让300万从战场上归来的人有一份工作。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金钱还是生活的抉择问题。“梅尔希奥的观点与他大同小异：
当下，不论从政治上还是社会上，这样做都是有必要的……如果局面能够控制，则不会再出现永久性伤害。这并非事先计划……它演变为新资本的创造，以便让企业有能力雇佣复员士兵。
此外他还认为，公有制下铁路部门出现的巨大赤字能够“避免让10万雇员陷入无业状态，并避免了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生“。1923年11月，沃伯格强调：“我们是否希望通货膨胀停止，希望爆发一场革命——这是一直存在的问题。“许多商人也普遍持有这种观点。保守党的保罗·昂布里特反对减少社会开支，“如果经济和社会影响是相互对立的，则需要优先保障社会利益。“
然而我们也有十足的理由去怀疑这些观点的真实性。实际上，通货膨胀政策付出的代价比格雷厄姆、劳尔森和佩德森等人所预期的还要多。意大利经济学家科斯坦蒂诺·布雷夏尼–图罗尼1931年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谨慎的研究，成为最早研究这一领域的人，他在书中列举了通货膨胀带来的后果：生产力下降、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有机体极度不平衡“、“出现了和平时期从未有过的针对某些社会阶层的最大限度的剥削“、公共卫生和道德水平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