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三省制度，在孝文帝就很完备了。北齐的尚书与诸曹的隶属关系，比起南朝来，又有很多合理化的地方。唐代的六部与九卿建立了清晰合理的“下行上承“关系，这个进步，被认为与北周的“六官“改革相关。北朝门下省负责诏敕的审核与发出，也拥有对尚书章奏的封驳权。北齐还有覆奏之制，重要的政令需经门下覆奏（即重新上奏）。这在后代发展为三覆奏、五覆奏的制度。
南朝州郡县的畸形增殖现象，北朝同样存在着，人们很形象地称之为“十羊九牧“，即官多民少。然而北齐在天保年间，一举废除3州、153郡、589县，这种大刀阔斧的气魄，南朝未见。西晋因士族不乐意做地方官，曾制订过一个“甲午制“，规定先做县官才能做朝官，以图纠矫，不过不久就成了一纸空文。有趣的是，北齐袭用了西晋“甲午制“法，实行“士人为县“，以强硬手段迫使士族就任地方官，居然一举成功。东晋南朝的地方军政长官，往往拥有大量部曲，甚至动辄拥兵向阙；这类情况在北朝就少得多了，显示了中央朝廷的更大控制力。
魏晋以来，王朝控制编户的能力大为低落。但北方就不同了。十六国战乱也许给人这样的想象：社会凋敝，人烟稀少…...。可那只是北方的部分景观，不是全部。早在后赵时，北方户口就显示出了增长趋势；前燕的户数，更超过西晋同一地区的户数一倍多。这也许会让一些人大感意外吧。北魏末年户数约500余万，推知其口数当在2000一2500万。北齐北周在籍人口合计，也许到达了2700万。
北齐校书图
而江左的陈朝不过200万口，与十几倍于己的北朝抗衡，像是以卵击石。北方依附农所占人口比例要小得多，国家的括户能力则相当强大。前燕一次括户，“出户二十余万“，北魏末年河北括户，“所括得丁，倍于本帐“；东魏一次括户，凡获逃户60余万。隋朝变本加厉，通过“大索貌阅“、“输籍定样“，进丁44万，得口164万！北朝在重建地方控制和编户齐民体制上的成就，南朝无法望其项背。北朝的户口增加，不能仅仅归功于中原较高的生产水平，还要归功国家的强大，归功于均田制和三长制。学者或认为，大土地所有制才是中国古代生产关系发展的主流，而均田制不过是北朝所带来的一个曲折而已。这说法虽然不错，但我们还想补充这样一个看法：东汉魏晋豪族大土地所有制和依附关系的发展，削弱了中央集权和编户齐民体制，而北朝却通过均田制和三长制将之重建出来和强化了：在唐朝大土地所有制再度发展、均田制趋于衰落时，强大的中央集权和编户齐民体制——它们是皇权和帝国的柱石——已先已矗立在那里了。换言之，从土地关系变迁看，北朝的均田制也许只是个曲折；但从政治发展看，均田制和三长制，是北朝皇权和中央集权重新振兴的必要环节。
总的看来，同样的制度，在北朝往往就比南朝运行得更好。而且北朝还不仅是学习汉晋南朝制度而已，还能转徒为师、青出于蓝，提供若干新鲜的制度成就。尽管江左五朝才是华夏正统，然而隋唐制度有很多来自北齐北周。鲜卑异族政权，居然也构成了隋唐制度的渊源之一。
二、等级安排与身份管理的进化
官僚体制是由各级官职和各级官员所构成的科层体制，所以它的等级结构，是能够体现一个官僚体制的特性的；同时一个政权的政治结构，也必然体现在等级和品位结构之上。北朝政治结构的主干，我们概括为异族皇权、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而这一点，也将体现在等级安排和身份管理之上。
魏晋以降，官员的等级安排明显繁复起来了，出现了“品位化“的高潮。秦汉的爵级和禄秩之外，又出现了九品官品及流外制度，出现了将军号构成的军阶，还有九级中正品和“清浊“制度，还有形形色色的散官、名号、加衔，也雨后春笋似的繁衍开来。无论南北，都能看到类似的情况。然而南北还是有所区别的。北朝等级管理制的特点，是一体化程度更高，更简练实用，其功绩制的色彩更浓厚，而且明显向军功倾斜。
九品官品是一个综合性的等级尺度，把其他各种等级安排，如禄秩、封爵、军阶、散官等，都容纳其中了。但魏晋江左的官品，还没与禄秩完全整合，同一品中经常列有不同秩级的官职，北朝俸禄则全依官品而定，实现了秩、品的一体化。魏孝文帝又把官品析分出正从品、上下阶，形成了九品十八级三十阶的框架，其下还设有流外七品。南朝梁有十八班制及流外七班，看起来跟北魏颇为相近，但不同之处还是有的。首先，梁十八班主要用以确定官资，与权责、俸禄无干，也不涉爵级，这与北魏的官品正从十八级不同；进而，梁十八班外另有三品蕴位及勋位、州班、郡班十班、县班七班、军号十品二十四班、不登二品之军号八班，施于外国之军号十品二十四班等，它们一定程度逸出了九品或十八班。梁十八班与爵级无关，爵级起家的制度相当散漫；而北魏五等爵不仅自身有品阶，而且袭爵者的起家官品安排，也相当清晰整齐。南朝军号与官品也不一致，二者并不级级对应，例如陈朝的官品六品上就拥挤着104个军号，说明二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各成序列的。各种散官的品级也散乱无序。而北周北齐的军号、散官，则都与官品一体化了，在官品上作匀称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