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陶俑
陈寅格先生以“汉化的反动“和转向“胡化“，来解说魏末的政治走向。随后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政权，都源于六镇。东魏北齐重新使用鲜卑语，“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历次党争，往往以鲜卑勋贵成功地排挤了汉族士族而告终。北齐的并州是鲜卑重兵所居，晋阳又设了一个尚书省，号称“并省“，皇帝常住晋阳。在北齐政权的空间结构上，首都邺城汉族士人相对、尚存“文华“，而并州晋阳则构成了另一个“武质“的重心。
北齐毕竟处于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关东，地处关西的西魏北周，其胡化倾向就更显著了。北魏孝文帝改鲜卑姓为汉姓，而西魏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恢复了胡将的胡姓，还向汉将赐胡姓。西魏实行府兵制，其统帅是六柱国，下有十二大将军，以及几十个军府；府兵不入民籍，免除了租庸调，农隙习战。学者认为，六柱国或八柱国之制，应是对鲜卑六部或八部大人旧制的比附；而府兵军士都得改成军府主将的姓氏，也显有模拟氏族传统和部落兵体制的意思—具有胡化的意义。大诗庾信描写北周世风，有诗“梅林能止渴，复姓可防兵“。“复姓“指鲜卑姓氏，鲜卑姓氏的人就没人敢惹。柱国、大将军们地位显赫，其家族子弟充斥朝廷，所以史称“周代公卿，类多武将“。府兵军士也变成了一个高于平民、得到政权优遇的阶层。一度衰败的军功贵族—国人武装体制，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修复。
然而，胡化和汉化既是“交替“的，也是“交织“的，同一事象，往往兼具胡化、汉化的双重意义。北镇将士涌入内地，分别建立了东西魏，这事实固然有胡化意义；但那也把一大批北镇将士，以及各地汉化尚浅的众多起事族群，再度卷入了汉化潮流。北方二百多年动荡至此，胡汉融汇已成为浩浩荡荡的时代洪流。东西政权虽各自表现了胡化倾向，可是两政权的制度完善和汉化措施，却各自斐然有成。
东魏北齐地处文化昌明的关东，其法律建设、制度建设和礼制建设，集中体现在《齐律》、《河清令》和《五礼》。西魏北周地处关西，这里各族杂处、社会文化相对落后，但其统治者宇文泰励精图治，与苏绰、卢辩谋划，大行《周礼》复古，标榜“关中本位“和“关中正统“。周朝被认为是中华礼乐正统，揭举“周“之大旗以为政治号召，可算是“汉化“举措吧？西魏北周以《周礼》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取代三省制，用《尚书》周诰文体取代通行文体，虽显得不伦不类，但其标新立异之举，毕竟显示了一种积极探索的蓬勃制度活力。宇文泰令苏绰制定的《六条诏书》，把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奉为施政指南，更是重振官僚政治的纲领性文件。
魏末以来的胡化，可以理解为异族皇权一军功贵族一国人武装体制被汉化所动摇之后发生的结构性调整，它没能改变此期制度史和文化史的汉化方向，而是在调整中继续行进。无论在东在西，人们都看到了专制集权和官僚政治的强劲复兴。下章继续论述之。
第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