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一章《武选官研究的意义》中，她又补充了宋朝武官的结构。
（一）宋代的武官分为高级武官和中下级武官两部分。
（二）高级武官即所谓“正任武官“，其核心品位标志是“正任“，必须由正任武官担任的职位包括：1.禁军军职中最高级别的“管军“职位；2.最高级别边防统兵官——都部署、副都部署等。
（三）中下级武官又可以分为武选官和“管军“以外的普通军职两部分；武选官用武阶标志身份。武阶是武选官独占的品位符号。
（四）资深高级武选官与普通军职中最高的厢都指挥使、军都指挥使两级均采用“遥郡“作为辅助性品位符号，带遥郡的武选官与带遥郡的军职都有可能向上升迁，成为正任武官，此后，他们之间的差别体现为出身差异。[13]
按照她的解释，武官群体包括正任（管军与都部署、副都部署等职）、武选官（武阶标示，或带遥郡）、普通军职（管军以外，或带遥郡）。可以留意三点：第一，正任、遥郡不属于武阶；第二，军职在获得遥郡、正任之前只有职位，不能染指武阶；第三，按外一章中的详细界定，则序论中的“武官“范围漏掉了“正任“中非军职出身的官员，显得前后论述不一。第三点不得不说是本书的微瑕。而第一、第二两点则正是作者与学界通常认识差异较大的部分，也是争论的实际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