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论从“关陇集团“到“李武韦杨“
新世纪南宋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书评薛爱华与《朱雀》的写作背景
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
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
笔谈
唐宋史研究如何对待新材料？
编者按语：
自从陈寅恪先生强调新材料的重要性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学界对于什么是新材料，如何定位不同性质的新材料的研究价值，有了新材料如何提出新问题，如何处理新材料与旧材料的关系，诸如此类问题的相关认识得以不断提高。对于唐宋史研究来说，新材料不仅包括出土的文书、碑刻和其他各种考古资料，也包括不断被发现的湮没无闻、久不“传世“的文献，如明抄本《天圣令》。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材料，研究者对新发现的材料如何才能做到高度警觉、紧密跟踪，与此同时，又不被材料所牵绊，真正站到观察历史的制高点，从容驾驭材料，淡定“预流“，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本辑特邀两位唐宋史领域的领军学者，结合自身研究体会，就唐宋史研究如何对待新材料的问题各抒己见，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讨论。
漫谈隋唐史研究中的史料运用问题
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在北京大学上课，时刻谈论史料与史学的问题，但真的要就这个题目写篇文章，似乎还颇费考量。材料有传世与新出，问题有旧义与新见，我主要从基本史料与新材料运用两个方面来谈，不够全面周到，所以只能说是一个漫谈。
一 研究历史首先要抓住基本的、核心的史料
与研究印度史、伊朗史的学者相比，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中国古代史料可谓汗牛充栋，有纪传体、编年体的史书，还有政书、地志、行记、谱牒、笔记等史料价值很高的撰述，也有文集、选集、总集等各类文本的合集，甚至类书、丛书等大部头的文献集成，加上出土的典籍和文书，留存的档案、书信、日记等，真是琳琅满目，多得难以驾驭。好在对治隋唐史者而言，史籍数量相对来说比较适中，据说一辈子可以读完遗留的隋唐史著述，而又不至于像前面的历史朝代那样史料明显不足。但是，没有材料无法研究历史，有材料也不见得就能研究好历史。面对这么多的史料，应当如何下手，从哪里开始，往往是困扰年轻学子的一个问题。
传统的历史研究，首先重视的是制度史和政治史，这两史对于帝制时代的中国确实是最重要的历史内容，因此，阅读历史、研究历史，首先要重视制度史和政治史。教我隋唐史的老师们，首先让我们精读《唐六典》和《资治通鉴》，意思就是先要熟悉唐代基本的制度框架和政治史脉络，有了制度，可以举一反三，知道一个官名、一个称呼意味着什么；有了基本的政治史脉络，就可以把更多的细节，一步步添补上去。
把握历史的基本问题，应当在史料阅读中把握最基本的史料。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个讲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制度变迁，一个讲唐代政治史的基本脉络。他的写法看起来更是十分枯燥无味，就是抄史料加“寅恪案“。胡适对这种写法颇有异议，说他的文章写得不好看。但这两本著作奠定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隋唐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不论后人说好说坏，只要你讨论到隋唐史的基本问题，都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原因就是陈先生所用史料是基本史料，按语所论是基本问题，虽然他的写法是“以论带史“，而其论又是“论从史出“的，所以他用史料堆砌出来的观点，不容易被颠覆。比如有关“关陇集团“的讨论，后人总是想用统计数字来反驳他的观点，却总是无法驳倒，因为陈先生是用最基本的史料来谈关陇人物的，这些人物掌握着一个时代的国家命运和政府最重要的部门，控制着最重要的地域，你举一堆无关紧要的人物，数量虽多，是些“备位宰相“之流，那是驳不倒陈先生的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