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文化中心移至江户，并不意味着文化从京都一带移到了江户。我们必须看到，这倒不如说是文化不再局限于京阪这一发达城市集中的地域而扩大至全国，在这样的过程中，尤其是作为政治中心而成为拥有日本最多人口大都市的江户，出现了文化繁荣的现象。

大名的“参勤交代[66]“以及商业往来所带来的国内交通的发展，使得全国的文化交流活跃了起来，通过俳谐师的旅行、民众参拜神社寺院等活动，文化在全国的传播变得更加广泛。正如我在上面才谈到的那样，江户文化人才辈出，但是文化人并非都集中在江户。如安藤昌益那样与当时的思想界没有任何交流的孤独巨人，生活在八户以及秋田等偏远地区其实也不足为奇。同样，本居宣长在伊势的松坂设立门户，完成国学并教授给全国各地的弟子，这一事实也值得关注。其他如创立独自自然哲学的三浦梅园住在丰后杵筑，南画大家田能村竹田是丰后竹田村人，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正如幕府开设昌平黉以及蕃书调所等官学那样，诸藩也在“城下町“各自开办藩校，其中米泽藩的兴让馆、水户藩的弘道馆、名古屋藩的明伦堂、萨摩藩的造士馆等特别有名。各藩校中，都有颇有名望的学者担任教官为学生上课，大大促进了学术理论的传播。

幕府以及藩的学校只是以统治阶级的武士为对象的教育机构，但是为庶民服务的教育机构也得到了迅速普及。高等教育机关的乡学（图64），大多是民间有识之士在藩的援助下设立并维护的，据记载只有两万石的小藩—伊势崎藩中有二十四所乡学，其中如嚮义堂等乡学的校舍保存至今。

图64 乡学的讲堂（冈山藩的闲谷黉）

此外，更不用说的是作为初等教育机构的寺子屋的大量涌现。据传1722年（享保七年）前后仅江户市内就有八百多名寺子屋教师，调查显示，到幕府末期迄大约出现过一万五千多所私塾和寺子屋。在没有得到确认的地方上，全国范围内也只有一两国有寺子屋的存在。由石田梅岩首先开创、后由手岛堵庵等人推广普及的旨在教化庶民的通俗讲座—“心学[67]“，也以惊人的速度流行开来，从陆奥到筑后的三十多国开设了讲堂。

居住在城市里的商人，当然也在忙于家业的同时开始追求学术理论和艺术修养，城市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也不足为奇。也因为如此，城市与农村之间产生了文化差异，这一点在前一章中已经谈到。即便我们能够看到农业生产力进步的痕迹，但是技术上的改良比较引人注目的还是偏重于对收割之后作业的合理化，如发明铁制的木齿耙（图65）以及筛车等。无论是播种还是除草，持续着自古以来的原始方法，因此从事耕作的农民的生产劳动不管怎么说都是非常艰苦的，在残酷的掠夺下，农民生活无法全面富裕起来，农村缺乏接受高水准文化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