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江户时代也在各个领域中发展了生产力，但是在封建等级制度和锁国政策下，不可能期待生产力的飞跃，树立将扩大生产力作为人类活动目标的积极人生观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社会上广泛通用的道德是克制消费，即节俭，这是重要的道德标准，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训诫：如果不能忍饥挨饿，不去努力培养哪怕发生火灾也绝不加快脚步的涵养，就无法成为有钱人。但是，不久也诞生了通过积极发展经济、增强社会生产力才是人的最高使命的新思想。
平贺源内无论在文学艺术还是在科学技术方面都是天才型的人物，但在业已固化的社会条件下，他的才能没有施展空间，他于1779年（安永八年）病死狱中。他曾说，别人见到身边的绵羊脑子里想的只是挣钱，而自己考虑的却是怎么让日本也能生产出毛织品，不再需要从外国进口，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智慧，为国家发明有用的工具。显然，他在为社会增添财富中找到了生存价值。
到了活跃于文化年间的海保青陵，其思想进一步完善并形成体系。他在著作中论述道，表彰孝子对自己来说完全是无法理解的无意义的事情，与其做这些事，不如当有人从其他国家引进本国没有的植物来栽培，或者制造出巨轮向别国出口物产增加本国的财富，对他们的行为加以奖励，这样做有意义得多。武士依靠掠夺农民坐享其成，造成了鄙视商业的后果。青陵批判这种陈腐的思维，他说大名不也是年年卖粮换钱用以支撑各种开支吗？如果不做生意一天也活不下去，现在不是嘲笑做生意的时代，一边嘲笑做生意一边做生意的武士，他们等于在嘲笑自己。青陵表明了对流通经济、交换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正确认识。
无论是源内还是青陵，他们所做的最终都是站在武士本位的立场上提出重商主义的富国政策，并没有对封建社会的本质进行批判。虽然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思想中没有包含昌益思想那样的深刻洞见，却强烈反映出在昌益那里缺乏的对历史发展的自觉意识，不仅如此，他们超越了封建社会重农主义的正统思想，指明了新的社会发展道路，作为革新思想的萌芽，他们理应受到高度评价。
古典式重农主义，实际上是强迫农民从事过重的劳动，只是在美化抑制生活水平提高的非人性农民政策而已，它缺乏促使农业生产力进步从而提高农民地位的积极态度，对此，幕府末期的农学家大藏永常详细研究了商品作物的栽培技术，思考如何才能让卷入货币经济而痛苦不堪的农民提高哪怕些微的生活质量。不同于元禄时代农学书的代表作《农业全书》主要研究谷物生产的技术，永常的农学书《广益国产考》中的研究甚至涉及了农村家庭工业的原料栽培，就是出于上述的目的。为了启蒙安于原始陈旧的技术、不愿引进新技术的保守农民，永常实证性地研究农具的种类，减少农民体力劳动的负担，在积极寻找增产的方法上狠下功夫，他的思想即便缺乏对封建社会中农民地位的省察，也远比全盘肯定原始的农业技术并试图仅依靠对体力劳动的强化和统治阶级的温情来复兴农村的二宫尊德的思想，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