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18日，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九十周年大会上，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教授，曾经代表中文系的同学特意向表示愿意加大资金投入校领导表示感谢，同时也向赶来祝贺华诞的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复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给予特别的感谢。虽然董老师无论是动作还是语言都显得很夸张，甚至还有些滑稽，但是作为当年在场的后学晚辈，我深刻理解董老师当时感谢的真切情意。今天，作为曾历经博士生死磨难的论文作者，我更有必要代表这篇论文表达对于诸位的感谢。

最后，我和我的论文还要感谢这个区别于其他异类空间的人间，若不是社会进步到今天这样的文明，这些写满字迹的纸张怎可能出版卖钱。想想，相比于动物界的龇牙咧嘴、怒爪愤蹄，我们尚能苟活人间，真是幸甚！

按理，这篇“出版鸣谢“本应该像奥斯卡获奖感言一般，嘴里永远是说不完的“感谢“。然而，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之间毕竟差异巨大。人有逻辑理性，我有似水人情。除了照例的“感谢“，我想谈的还有自己那些超出百年的苦痛与隐忧。

翻阅近二百年来的西方学术著作，诸位便可发现，当西方学者按照自己的学术体系与规范，代有才伦地构建自己的学术大厦之时，我们的学术传统却一再被人为地割断，至今没有踏上光明的坦途。缺乏规范与传统的我们不单沉迷于所谓“主人站起来的尊严“，而且还在东西方学术的窠臼中反复缠绵，以所谓“西学至上“、“二道贩卖“，或所谓“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等腔调混淆视听，目的只为换来个人今世的功名。“假定照中国人易于衰老计算“，中国学术的确是需要我们共同抗拒、改革且奋斗一、二代人的，尽管“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鲁迅《忽然想到》），然而终究没人愿意搭上自己一生的幸福，而为中国将来的学术发展谋划出一条或几条发展正确的道路。除此以外，更为遗憾的是，前辈学者曾有的学术精神也在当下“强盗哲学“与“功利剽窃“的杂拌逆流中沉沦，使得后学者难负前行的勇毅。

某夜沉醉，梦里不慎冒名参加了某校的论文答辩会。答辩间隙，随手翻看学生论文后面的“毕业鸣谢“，文字中竟没有见到丝毫学术理想的高扬。除了惯例似地感谢父母恩师，乃至平生所遇的诸色人等，其余文字写得更是平庸，几乎看不到什么中文学生的灵气。尽管即将毕业，然而这些同学们的文学羽翼，似乎从未到过天国，亦不曾沾得天地之“灵气“，更奢谈目见嵇康、陶渊明诗中“归鸿“、“飞鸟“(1)犹带日影的返还。我以为，作为中文系的毕业生，心中若没了真诚，再缺了些许善良与天赋异禀，可以想见他们今生，定然难见云中来自鹁鸪国的神翼。如此这般地未识真谛，便可简单随意地毕业，还能人手一册地拿上官发的文凭？由此可见，当今的学位教育已不能培养出文学神域里的“精灵“。

答辩如逢场作戏，梦中的我亦不能坚持原则，惟有“好好说话，人云亦云“。然而，嘻哈交流并不意味着感情深厚，无油无盐也不代表志短人怂。即使是在梦中，我同样讨厌虚与委蛇。忽然想起齐秦的一首老歌，歌词云：“我相信婴儿的眼睛，我不信说谎的心。我相信咸咸的泪水，我不信甜甜的柔情。我相信轻拂的风，我不信流浪的云。……“在梦里，我满怀狐疑地从事最高尚的教育，却无法教化那些曾经纯洁善良的心灵。个人的力量挽救不了社会整体的滑落，我惟以“无关的冷漠“目睹未来的沉沦。一旦，师生间缺乏感情真挚的沟通与交流，答辩结束后顿时失去了喝酒庆祝的雅兴。既然老师对于学生已不能起到精神引领的作用，在学生跑来敬酒之前，我便沿着小路独自潜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