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我们动身赶往布劳恩斯贝格。我们列队离开埃尔宾，就像一场行进中的示威游行。我们大声唱着歌，清脆的步伐带着一丝挑衅回荡在破碎的墙壁间。泪水从妇女和姑娘们的脸上滚落，她们给我们送上绽放着一抹春意的小小花束。第12装甲掷弹兵团独自列队而行，这是我们团史中的最后一次。战友们在我们前方，在我们两侧，在我们身后，这使我们忘记了自己已沦为战俘，我们踏着整齐的步伐，唱着同样的歌曲向前行进。如果我们孤身一人，情况就将完全不同。
我们一次次受到骚扰，主要是苏军的后方部队，他们都想从我们身上捞点东西。手表、军靴、勋章成了最抢手的战利品。我们不得不把自行火炮的炮组成员安排在队伍中间，因为他们身上的黑色制服引起了俄国人极大的兴趣。
……(在布劳恩斯贝格)长长的队伍等候在第21步兵团昔日兵营的门前，军官们被叫到队伍前方。我们迅速握手道别，说了几句祝福的话语。在主营区，隔着铁丝网，我们得到了更多分手道别的机会，经历了多年的征战生涯，第4装甲师的军官、军士和士兵们早已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我们也许从未像现在这样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现在，我们不得不按照敌人奇怪的想法分开了。[12]
步入苏军战俘营时，第4装甲师的将士们安慰着自己，至少有部分战友，也就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屈斯佩特“疏散群的人员，逃离了苏军的魔掌。战争结束前，“戈雅“号被击沉的消息在德国一直未被公开，在苏联战俘营里生还下来的人，直到返回德国后才获知这场灾难。
另一群德军士兵也发现他们被送往苏联拘押。许多德国人在瑞典迎来了战争的结束，第4装甲师的老兵埃里希·施泰因巴赫就是其中之一。这场战争的最后几个小时，他跟随最后一支船队离开海拉，但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清晨，苏联空军突然发起空袭，炸坏了一艘渡轮，施泰因巴赫乘坐的那艘小型猎潜艇不得不拖着这艘渡轮驶往安全处。他们遭遇到差点将汉斯·绍夫勒及其战友淹没的同一场风暴，猎潜艇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剧烈颠簸，螺旋桨与牵引渡轮的粗缆缠绕在一起。第二天，一艘瑞典驱逐舰赶到，把他们拖到于斯塔德港(Ystad)。这里停泊着20艘小型德国船只，船上的人都被送至位于挪威边境处的一座营地。瑞典官员反复向他们保证，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不会把他们交给俄国人。与另外2 600名德国士兵一起，施泰因巴赫和他的战友们在拘留营里住了下来，他们得到的伙食很不错，在附近一座新机场干活还有钱拿，他们可以用这些钱购买报纸和衣物。
6月2日，瑞典外交大臣收到一份外交照会，要求将那些在德国军队中服役的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以及从东线逃至瑞典的德军人员统统交给苏联。瑞典政府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但一些政府成员后来声称，关于德国战俘的问题表述不清，他们以为这些战俘将被交给所有同盟国成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就这样，瑞典与苏联之间签署了一份确认战俘移交，同时包括一项贸易协定在内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