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清池
又据《安禄山事迹》载：“尝夜宴禄山，禄山醉卧，化为一黑猪而龙首。左右遽言之，玄宗曰：‘猪龙也，无能为者。’”，这固然出于后人的编造，荒诞不经，但唐玄宗对安禄山的轻信、放任，确已到了昏聩的地步。安禄山被遣归范阳，无异纵虎归山，就像猪龙僭拟真龙，蛤蟆变为长虬，其叛逆之势已成，不可制服了。故诗中说：“复归虚无底，化作长黄虬。”王嗣奭道：“禄山当如阴虫伏处，今一旦凭藉宠灵，窥窃神器，妄自意为夭矫飞天之物，岂非蛤蟆而黄虬，上下失位者乎？”（《杜诗详注》引）深中此诗肯綮。
当杜甫作诗之时，安禄山反信未至，而逆迹已萌，但有言禄山反者，玄宗皆缚送禄山，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诗人出于对形势的忧虑，不敢不言，又不敢显言，故用“始以蛤蟆忽之，终为长虬难制”立意，作曲笔之讽，写得迷离恍惚，变幻莫测，奇奇怪怪，不可方之。但只要弄清有关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传闻异说，就不难理解了。
赵翼论“蹉跎金蛤蟆”以下几句，引唐人陆勋《集异志》语：“高宗患头风，莫能疗。有宫人陈姓者，世业其术，帝令其合药。方置药炉，忽一蛤蟆跃出，色如黄金，背有朱书‘武’字，帝命放之苑池。”言“《集异志》本小说家，而少陵用之，想是实事”（《瓯北诗话》）。杨伦《杜诗镜铨》引钮琇《潇湘录》所记，与此相同。清人张上若则认为“湫龙移宅当时或有其事，至金蛤蟆则全是寓意，公故做幻笔以实会虚，使读者不测，亦定、哀微词也”（郭曾炘《读杜札记》引）。杜甫写这首诗，所依据的究竟是当时的实事还是传闻，其实并不重要，一定要说其中某某是实事，反致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之诮。就杜甫来说，只是想以此警悟玄宗而已，是将传统的“天人感应”说，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
钱谦益《钱注杜诗》引《长安志》：“贞观中，乘舆将自东门入，时（汤泉）水暴涨平岸，见物状如猪，命有司致祭，其物因失所在。开元八年冬，乘舆自南入，至半城，黑风从东北角起，倏忽满城，从官相失。上策马逾城，下至渭川，云气稍解，怅然还宫。时翰林学士王翰作《答客问》上之：“龙跃汤泉云渐回，龙飞香殿气还来。龙潜龙见皆云应，天道常然何问哉。”王翰之言，力破当时的迷信传说；反之，“天人感应”说则利用（甚至编造）一些迷信传说。不过，君王大多是些与科学的知识格格不入的人，他们不相信自然的力量，任何通情达理的解释和规劝，都不可能影响他们不合理性的想法和行为；但他们又都敬畏天地的意志，崇拜超自然的力量。故古人在上谏时，往往借助“天人感应”说，就是想凭藉神灵的权威来制约君王的行为，尽管这种制约作用实在很有限，并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就这一点而言，“天人感应”说的意义，还不能说是完全消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