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我敬仰肯尼迪总统，但是我犹豫着是否该接受去白宫演奏的邀请。我不希望自己的演出被视为我对西班牙佛朗哥独裁政权的态度有所转变。但我决定造访白宫，这也许能促进我努力追求和平，并且能再次向总统提起西班牙的自由问题，这些考量应凌驾于一切。我写信给肯尼迪总统，接受他的邀请，在信中我写道：“我知道你的目的是致力于和平，以全人类得享正义、互相了解和自由为基础。这些理想一向也是我的理想，并且影响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也让我做出放弃公开演奏的声明。”
那场音乐会在十一月十三日晚上举行，距离我首次在白宫演出将近六十年。那是我一生中意义最重大的事件。在宴请波多黎各马林总督的晚宴之后，大约一百五十名宾客聚在白宫东厢，我的朋友霍佐夫斯基和施奈德与我合奏室内乐，包括门德尔松、舒曼和库普兰的作品。节目结束时，我打断了观众的掌声，说：“现在我想要演奏一首加泰罗尼亚民谣。”接着我演奏了《白鸟之歌》，西班牙流亡者的主题旋律，以表达我心中最关切之事，亦即我同胞的自由。然后我走到总统身旁，我们互相拥抱。
那天稍早，在肯尼迪总统的邀请下，我在白宫与他私下会晤。他带我到一个小房间，我们坐下来谈话。我深深地被他吸引，他是那么自然而不造作，那么年轻，却又深具智慧和人性。“说来奇怪，”我对他说，“我觉得我好像认识你一辈子了。”他说是的，他也有同感。
通常在这种场合，总会有秘书来来去去，你会感觉到时间的压力，可是这一次没有这种情形。过了一会儿，我说：“总统先生，我占用你太多时间了。”他回答：“请别这样说。这是我的荣幸，请让我们继续谈下去。”我说：“谢谢，我很感激。”
我们谈起许多事，谈起他的经历和我的童年，谈起世界上的严峻情势。我提起西班牙的事。我告诉总统，对于美军在西班牙设立基地，以及佛朗哥从民主国家得到援助，我深感痛心。他严肃地聆听，脸上的表情反映出他的同情。他告诉我，一个总统难免承接了一些问题，无法总是按照自己最渴望的方式行动。他说就他权力所及，他将努力在世界各地巩固和平与自由。我真心觉得这个人会尽他所能地来帮助我的同胞。最后我说：“总统先生，我不能再继续占用你的时间了。”我坚持离去。
那天晚上，因为我和演出同伴在表演前没有用餐，总统夫妇安排了一个小型的私人晚宴。晚餐快结束时，总统助理捎了一则讯息过来。肯尼迪总统对我说：“实在非常抱歉，可是有件事需要我去处理。”于是他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