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们在这里，”他又说，“也许你愿意赏个脸，为我们演奏一曲勃拉姆斯或是巴赫？”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这个纳粹军官其实是想听我演奏。
我告诉他，我肩膀的风湿毛病让我无法演奏。
他走到钢琴前面，坐下来，弹了一段巴赫的咏叹调。等他弹完，他说：“我们可以看看你的大提琴吗？”
我把大提琴从琴匣里取出，放在床上。
他们盯着我的大提琴看。“这就是你在德国演奏时用的乐器吗？”
我说是的。
他们之中一人拿起那把琴，另外两人伸手去摸。突然之间，我感到非常不舒服……
最后他们总算离开了。可是他们上了车，并没有马上开走，而是在车子里坐了好几分钟，又下车，朝着屋子走回来。我走到门廊上，看看他们想做什么，他们请我继续站在那里，然后照了好几张相。我猜他们是想拿这些照片作为他们来过此地的另一项证明。之后，他们就开车离开了。
一九四四年夏天，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普拉德的气氛一日比一日紧张。法国抗德游击队在周围乡间的活动愈加频繁，德军以无情的手段猛烈地报复任何疑似协助游击队的人。几乎每天都听到消息，又有人遭到逮捕，或是人质遭到射杀。有一天，一个年轻人偷偷来见我，他跟我一位朋友的女儿订了婚，是维希政府民兵的一员。他才十七岁，加入民兵团是为了避免被送到德国服劳役。他非常激动。
这个年轻人告诉我，民兵队长通知他，在普拉德随时会有大拘捕。民兵队长说我也在逮捕名单之列。“我们会给那个卡萨尔斯一个教训，”队长说，“让他知道反对我们会有什么下场。”
那个年轻人很勇敢地为我说话。“卡萨尔斯是个音乐家，不是个政治人物。”他告诉队长，“如果你伤害他，民众永远不会忘记。”他相信这番抗议发生了一点儿作用，但他没把握。他央求我如果可以的话，快去躲起来。
我谢谢他跟我说这些，且尽我所能让他冷静下来。
在那之后不久，冲突到了顶点。纳粹在一次野蛮报复行动中，烧毁了附近一座村庄，枪杀了许多居民。几个晚上之后，一群游击队员冲进普拉德，攻击纳粹秘密警察总部，杀死了两名军官，并击伤多名士兵。如今大家都确信纳粹将会在普拉德进行残酷的报复，镇上弥漫着恐怖气氛，人人避免上街。阿拉韦德拉和我自忖随时会被逮捕。
随后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这件意料之外的事会决定众人的命运。普拉德的镇长是个退伍军人，他到佩皮尼昂去见指挥这一区的德国将领，说他个人愿意承担起普拉德遭游击队突袭的责任，前来自首。德国将军显然很佩服这位镇长的举动。令大家意外的是，那位镇长没有被收押，纳粹也没有对普拉德的居民采取任何行动！几个月之后，当德军从镇上撤离后，那位镇长竟被视为通敌者而遭到逮捕，被判长期监禁。这就是战争的荒诞！
普拉德重获自由之后，那个曾为我挺身而出的年轻民兵也遭到逮捕，罪名是通敌。当我得知他被审判，我写信给法庭的审判长，表示我想做证为他辩护。我被传唤去佩皮尼昂，在审判程序中列席，除了那位年轻民兵之外，还有三个年轻人也一并以通敌的罪名接受审判。我跟他们坐在法庭里同一张长凳上。知道这些年轻人全都可能被判死刑，是那么令人难过！他们当中有三个人被判死刑，是的，他们被枪决了。只有我为其做证的那个年轻人得以幸免。他被判三十年徒刑，几年后获释，出狱后他来看我。“你救了我一命。”他说。我跟他说也许我只是偿还了我欠他的人情，也许他也曾救了我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