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以上意思，不该我来说。但我也憋着私房话。那些年常与木心临窗对坐，听他笑叹“不懂啊，不懂啊”，我好几次急了，冲着他叫道：“怕什么啊，你就站出来自己讲！”
这时，他总会移开视线，哑着喉咙，喃喃地说：“不行的。那怎么可以。”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写于纽约
木心，1994年元月摄于世界文学史课结业聚会。
晚年木心（郑阳 摄）
[1]本文初刊于《木心谈木心：〈文学回忆录〉补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漫谈木心[1]
《新周刊》：木心和我们的时代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是什么关系？
陈丹青：木心结结实实活在“我们的时代”，饱尝他那辈人的种种侮辱。他只有一件事可以拒绝时代，就是文学艺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二年出国，也就是二十二岁到五十五岁之间，他从不发表作品。
多少人六十多年来都在巴望“时代”收容，木心不然。他刚在中国台湾报纸发散文时，我劝他寄回中国大陆，他不愿意。
从传播层面看，木心的书六年前出版了（他七十九岁），今年《文学回忆录》面世（在他逝世一周年），木心终于和“时代”发生了关系；但你读他所有文字，你会同意，他的内心、语言，他的个人立场，和我们的时代没有关系。
《新周刊》：我们试着找到描述他的关键词——局外；观望；离线；不在场；还有人答，陈丹青。你怎么看？
陈丹青：我们时代的局外人，观望者，不是没有，但未必在木心的状态和层次。“离线”是指什么？还有“不在场”？木心在中国大陆这个“场”长达三十三年。他在上海的单位是工艺美术工厂——这单位与我们知道的那个木心，简直难以勾连——位于石门二路，我老家在石门一路，小时候常去那里奔跑玩耍，说不定他正在马路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