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了这句话，那个对政治感兴趣又严肃的查理·卓别林消失了，那个笑嘻嘻又可爱的小流浪汉角色出现了。他用肩膀抵在那两把叉子和小圆面包上，仿佛那两个小圆面包是他的脚，插进小圆面包的叉子是他的腿，他用小圆面包和叉子跳了一小段舞，一边跳一边哼唱着，甚至还用叉子和小圆面包做了高踢腿和灵敏的劈叉动作。最后，他用小圆面包和叉子行了屈膝礼，并且露出了一个小流浪汉式的傻笑。
所有人又鼓起了掌。不快的气氛完全消失了。丘吉尔是我们中间笑得最尽情的一个，他又变得好交际且好客，刚才的火气都不见了。
晚餐妙趣横生，大家都很开心，其间还出现了另一个有些奇怪的插曲。T.E.劳伦斯前倾身体，俯向坐在桌子另一边的卓别林，他那条头巾的丝绸流苏差点儿粘到了果汁冰水里，他对那位电影明星说：“卓别林，卓别林。犹太人？你是犹太人吗，先生？”
卓别林脸上一直挂着笑容。他把装有白葡萄酒的玻璃杯——当时我们都在吃野鸡肉——对着劳伦斯的方向举起，说：“啊，不是，我出生时就注定我没能享受这一殊荣，劳伦斯先生。”
稍后，椅子和放映机都已经摆放在长客厅里，孩子们和宾客都涌向那里，我则找借口告辞了，我说我很累，事实上我的确很累。我和卓别林握了手，告诉他我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再见面。他热切地握着我的手，说他也盼望着那一刻。
然后我回到楼上的房间睡觉，接下来的九十多分钟里，一楼不断传来阵阵笑声。
*
仆人梅森把我叫醒了，他叫我的声音轻是轻，可没完没了的，一直到我醒了才住口。我感觉这时候也就是半夜。我父亲的那块表显示此时快到凌晨4点了。
“如果您不介意太早的话，先生，”梅森举着一根蜡烛轻声说，“丘吉尔先生正在他的书房里，刚刚完成工作，现在很想和您谈谈。”
我当然介意。我介意的不仅仅是他们深更半夜无礼打扰我，那位大人物一心血来潮，三言两语就传唤我去见他，而且我对所有的一切都介意得不得了。昨天的晚餐和谈话内容十分有趣，能够见到查理·卓别林对我而言更是跟做梦一样，然而，在珠峰之上发生了那么多事儿，我的朋友们被派去了那里的原因至今依旧是个谜，所以即使再好的应酬也不能弥补依然在我心中翻涌的愤怒和失望。我难过极了，根本没有心情继续那种诙谐幽默的聊天和社交狂欢。我打定主意，一定要直截了当地问问这位财政大臣，为什么他有权力浪费别人的生命，葬送了珀西瓦尔·布罗姆利、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理查·迪肯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这些人的性命，或者浪费那些已经死掉的优秀的夏尔巴人的性命，以及那个年轻的奥地利人科特·梅耶的性命，我真想找到那个T.E.劳伦斯，对着他的脸，大声告诉他梅耶正是一位犹太人。还要告诉他，梅耶比我遇到过的那些穿丝绸衣服、打扮成阿拉伯人的英国纨绔子弟都要有胆识。
我到丘吉尔的书房里去找他时，他肯定还紧皱着眉头。虽然心情不大好，可我还是承认，这间位于顶楼的房间真是太令人难忘了。梅森带着我穿过都铎式建筑式样的门口，后来我才知道那种装饰叫作模制门窗框，然后他静悄悄地走了出去，同样静悄悄地关上了门，我看了看四周和上方。我的视线无法从房间的上方收回。天花板显然被移走了，成穹状弯曲的梁和椽都露在外面，看上去就和英国这个国家一样古老与坚固。这间巨大的房间铺着宽大且褪色的地毯，不过中央部分并没有铺地毯。书架嵌在高高的墙壁内，满满当当装的都是书。（我已经见过楼下的那间藏书室了，那里的藏书足以满足任何一座美国中西部中型城市的阅读需要）房间四周摆放了很多椅子和几张低矮的书桌，其中一张豪华的红木雕刻的书桌后面有一张非常舒适的布面椅，可是丘吉尔却站在一张高桌子后面，那张桌子的桌面有些倾斜，用很有年头的木头制成，未加任何修饰。
“迪斯雷利[55]式书桌，”丘吉尔大声说，“我们维多利亚时期的前辈就喜欢站着工作。”他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墨迹斑斑的倾斜桌面，仿佛是在爱抚它。“这当然不是迪斯雷利用过的桌子。是我让本地的一位木匠做的。”
我站在那儿，还穿着睡袍和拖鞋，感觉自己傻兮兮的。不过我立刻就注意到丘吉尔先生也穿着睡袍和拖鞋。他穿的是一件绿色、金色和大红色相间的丝绸睡袍。他的拖鞋不合脚，所以只要他一走动，拖鞋就嗒嗒直响，就像现在，他用相当大的玻璃杯给我们俩都倒了一杯威士忌，鞋的响声一直不绝于耳。我接过杯子，但没有喝酒。
丘吉尔注意到我又抬头看高高的椽子和墙上古老的画作。
“这正好是查特韦尔最古老的部分，”丘吉尔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可以追溯到1086年，也就是黑斯廷斯战役后的二十年。我在这里写作。你知道吗，我是个作家，并以此为生？我写的大都是历史书。通常我都是口述给一位秘书，她的速记水平必须相当高，以便能够跟上我的速度。今天夜里因为我同时写两本书，所以我向两位女士口述了我的内容。我还有两位男性研究员在这里帮我。刚刚在楼梯上你肯定没有碰到他们。”
我点点头，却始终没有吭声。我们就这样面对面站着。丘吉尔抿着他的威士忌。我则一口没喝。
“你生气了，佩里先生。”他说，威士忌酒杯就抵在他的唇边。他那双明亮的小眼睛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却又来回闪烁，仿佛时刻保持警惕，以防有人偷偷接近他。
我冲他耸耸肩，这是在模仿J.C.那种法式耸肩动作，堪称惟妙惟肖。
丘吉尔笑了。“你生气了，这也不能怪你。不过最让你生气的事儿是什么呢，年轻人？是因为昨天你交给我的那些照片是那么肮脏污秽，还是因为你的朋友们和其他人为了拿到那些龌龊的东西而貌似白白献出了生命？”
我们走向大红木书桌旁边的两张椅子，却没有坐下来。书桌非常整洁，一看就知道这位作家不常用，因为书和手稿都堆在那张又高又长的迪斯雷利式书桌上。
“我很想知道，丘吉尔先生，”我说，“一个变节的政客，一个连该加入哪个政党都决定不了的人，从一个政党到另一个政党，紧紧抓住权力不放。到底为什么他可以决定人们应该为他而死？”
丘吉尔猛地转过头，看他那副样子仿佛是第一次见到我。有那么一刻，整栋房子里都静悄悄的，只有三层楼下某个地方的钟表鸣奏了四下。我想我和丘吉尔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更谈不上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