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么帮忙，肯定有所求，”我没精打采地说，“就连他的老朋友雷吉都要给他上贡才能从他的地盘上过。”
“我提出，只要我们安全地抵达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种茶场，我就会给他1000英镑。”
“什么？”我喊出来，“我们根本没有1000英镑给这些强盗！我们俩连1英镑都没有。”
“你忘了吗，佩里先生，”帕桑悲痛地说，“如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回不来——我真诚地向我们的救世主祈祷她能回来，而且是很快就能回来——她就把整个种茶场都交到我手上。她唯一的条件就是只要她在林肯郡的姑妈布罗姆利夫人活着，我就要把茶场每年三分之一的收入交给她。我突然间发现自己有钱了，不过愿上帝保佑这只是暂时的。无论如何，考虑到迪肯先生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让你传递回伦敦的消息是如此重要，我认为花1000英镑换取可汗在我们回去的路上提供保护和马匹非常值得。可汗的人很少去印度大吉岭这么远，但是可汗先生为人很慷慨。他甚至还会留两个人在大本营附近待两个星期，好看看我们的朋友有没有从这条路下山。”
我对此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我抬头看着珠峰，此时的珠峰大都已经被雪云遮盖住了，狂风从北部山脊和北坳上呼呼刮着，然后又看了看砾石上那两个德国人双眼圆睁的头颅。此刻秃鹫忙得很呢。
“如果我们不打算亲自留在这里等待他们的消息，”我轻声说，试图理清思绪，“那我们出发前往大吉岭宜早不宜迟。我们去看看他们给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矮种马吧。”
28
八月中旬的伦敦偶尔会闷热难耐，可现在的空气里却夹杂着一丝寒意，让我想起了十个月前我们去皇家地理学会时的情形。当然了，八月份树叶尚没有变色，不过空气里却包含着些许味道……我觉得那是人们在屋里燃烧煤炭和木柴而散发出的烟味儿。我穿了三件套的厚羊毛西装，我那套最好的定制西装在我出门期间不翼而飞了，所以我只好退而求其次。我希望这刚刚来到的短暂寒意不会令这套衣服显得那么扎眼。
那栋大厦已经很有年头了，再加上常年被煤烟熏，现在已经变成了棕色，大堂十分壮观。脚步声在瓷砖和大理石上回响着。我告诉守门的卫兵，我约好了和财政大臣见面，他领我找到一位接待员，这位接待员领我去见了一位文书，这位文书带我去见了这位大人物的助手，这位助手又把我带到了一间贴有壁纸的等候室里，让我坐在一张破烂的皮沙发上，只等了两三分钟后，我就被带到了财政大臣的里间办公室。
财政大臣。雷吉和理查用隐晦的话谈论这个人的时候是多么可爱啊，他们说他是“我们那位喜欢签支票的共同的朋友”，还说“我们那位非常喜欢黄金的朋友”。在独自坐船从印度回英国的漫长旅途中，通过看报和向别人打听，我才弄明白他们后面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指的是这位财政大臣决定要在鲍德温政府执政期间恢复金本位制。
这件事发生在去年五月，彼时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在攀登珠峰，所以我不知道雷吉和理查有没有听说英国真的恢复了金本位制度，不过他们显然知道这个人十分青睐以黄金为基础的经济。在我坐船回英国途中，我还看了关于此次恢复金本位制度的所有新闻，许多经济学家议论声不止，不认同恢复金本位制度，不认同这位财政大臣。
那位男性秘书走开，我看着这间宽大房间的另一边，那里有一块很破旧的地毯、一张大书桌和一把椅子，椅子上空荡荡的，一个矮胖的男人正背对着我。他默默地站在那里，一边抽雪茄，一边透过被煤烟熏黑的窗户看着外面，他的两条腿张得很开，有点儿像拳击手的姿势，他那双短而粗的双手在他的背部紧紧攥在一起。
在他的秘书或助手（或是别的职务）走了大约一分钟之后，他转过身来，上下打量我，微微皱着眉头，或许看不顺眼我的羊毛西装，然后说道：“佩里，是吗？”
“是的，阁下。”
“你能来太好了，佩里先生。”他冲我挥挥手，示意我坐在一张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椅子上，同时他自己在桌子后面那张带垫子的大椅子上坐了下来。
在我们的探险开始前，我一共在伦敦待了好几个月，那时候我倒是听说过“温斯顿·丘吉尔”这个名字，不过我不记得是不是曾经看过他的照片。我隐约记得，几年前，他退出保守党加入自由党，1924年他又重新加入保守党，媒体对此一片哗然。我还记得，我们在伦敦的旅店里整理装备时，理查嘲笑《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并且给我和让-克洛德引用了丘吉尔的一句话（一旦涉及到丘吉尔，理查就没有任何幽默感了）：“任何人都可以背叛，但若要再次背叛，就需要有一定的智慧。”
显而易见，再次背叛起作用了：丘吉尔现在作为保守党员在埃平拥有一个民选议席，并且在鲍德温保守党政府内身居要职。对于财政大臣这个职务，我唯一了解到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丘吉尔因此得到了“尊敬的阁下”这一尊称，以及唐宁街11号一栋免租金的房子，显然这房子就在首相府邸的旁边。
“你是美国人，佩里先生？”
这也算是个问题？“是的，阁下。”我说。
我承认，如果这个人就是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为之牺牲的情报部门负责人，很可能前上尉理查·迪肯和凯瑟琳·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也因为此人而丧命，他当然很不符合间谍组织首脑这一角色。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穿着细条纹西装和马甲的巨大婴儿，嘴里还叼着雪茄。
“你们美国人在把我——还有英国政府——往绝路上逼啊！”他在宽大的办公桌对面用深沉洪亮的声音说道。他打开了一盒雪茄，将其从宽大的桌面另一边推过来。“来根雪茄，佩里先生？要么来根香烟？”
“不用了，谢谢，阁下。”我根本搞不懂他说的“绝路”是什么意思。当然他说的不是即将转交那个信封的事儿。信封被我塞在我那个超大号夹克口袋里，里面装有七张该死的照片和底片。我只想赶快把东西转交，然后离开这间办公室，离开伦敦。
“我是指战争债务，小伙子，”这个叫丘吉尔的人说，“英国欠你们美国佬多到离谱的一笔钱，足有4933701642英镑。每年光是利息就有35000000英镑。你们的总统、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一直嚷嚷着让我们还钱。我问你，佩里先生，在法国把战争债款支付给我们英国之前，我们拿什么还呢？天晓得，法国拿到了他们的战争赔款，而且他们也分到莱茵河谷钢材卖的钱，可法国人还钱的速度太慢了，他们就像个租户，每个月的收入不是用来交给房东，而是都用在了买彩票上。”
我含糊地点点头。在印度和海上待的那几个星期里，我的喉咙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所以我现在说话时只有一点点磨锉声，从前那种青蛙似的低沉嘶哑的声音不见了，不过此刻我想不出该说些什么才好。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儿，装有照片的那个信封似乎在我胸口的右上部分烧出了一个洞，而且如果这个又矮又胖的男人噼里啪啦地说个不停，一直把雪茄的烟吹向我的方向，那我准会跳到这张超大号的桌子对面，把这个狗娘养的掐死，去他妈的英美关系吧。
“哦，不是你的错，跟你没有关系，”财政大臣丘吉尔说，“东西带来了吗？”
我说了一句可能破坏间谍圈子规矩的话：“你是说布罗姆利的照片和底片，阁下？”
“是的，是的。”他把雪茄捻灭了，短粗的手指交叉在胸前。
我把信封拿出来，在不站起来的情况下尽量将之放到桌子对面最远处。我很惊讶，丘吉尔甚至看都没看那个信封一眼，就用一只短粗的手把它扫进他脚边的一个红色公文包里。
“太好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