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确是博物馆了。”佩里说。
我感觉自己真是个十足的白痴，赶紧埋头记录，以掩饰自己的失态。
雅各布·佩里语速很快，好像是特意为了缓解我的难堪。“对于英国人来说，沙克尔顿堪称他们的民族英雄，等到1935年冬天，海军上将伯德将军派我前往南极观察企鹅的群栖地时，那里已经跟博物馆差不多了。英国人有时也会使用那个小屋，他们偶尔也会派鸟类学家前往那里观察企鹅的群栖地，那里一直储藏着食物，所以，倘若附近基地的美国人或者其他人遇到麻烦，都会用那个小屋避难。但是，我奉命去的时候，很久没人在那里过冬了。”
“我真没想到英国人竟然允许美国人在沙克尔顿的小屋里待上几个月。”我说。
佩里先生咧嘴一笑。“不是这样的。他们才没有这么做呢。伯德上将从来没有征得过英国人的同意。他只是派我和另外两人去了那儿，我们用两个雪橇带去了七个月的供给——第二天，那两个人再乘雪橇，带着他们的狗回到了伯德的基地。对了，我是用撬棍将关着的门和百叶窗撬开的。我本可以把狗留下来陪我过冬。但实际情况是，伯德上将不愿见我，所以他才将我打发得远远的。只要我能熬过冬天就好了。伯德上将喜欢做科学试验不假，但事实上，他压根儿就没打算观察或者研究企鹅。”
我把这些统统写了下来，尽管不大明白，但总觉得他说的这些很重要。我也不知道如何将沙克尔顿的小屋用在我那本连名字都没有、且尚未构思成形的悬疑小说里。
“沙克尔顿和他的手下在1906年建造了那个小屋。”佩里先生说。他柔和的声音中带着些许沙哑，有些刺耳。我从后来的谈话中得知，那是因为他在去年冬天的手术中摘除掉了部分左肺。但是，尽管声音有些沙哑，他的男高音听起来仍然很悦耳。我想，在做手术之前，佩里先生肯定有副讲故事的好嗓子。
“沙克尔顿手下的人在1908年离开了小屋……我到那里的时候，里面还留下一辆大汽车，”他说，“可能是因为那里的东西不容易生锈、老化得比较慢吧。我不知道沙克尔顿遇上厚厚的雪时，那玩意儿能不能开10英尺远，但英国人对那些机械装置情有独钟。伯德上将也喜欢那玩意儿。总之，那年南极的早秋，我被他们留在了那个小屋里。当时是1935年3月。同年十月初，也就是南极的早春时分，我终于被人接走。我的工作是前往罗伊德角一个很大的企鹅群栖地观察阿德利企鹅。”
“但那可是南极的冬天。”我顿了顿说，总觉得自己接下来说的话肯定会特别傻，“我总以为阿德利企鹅不会……我是说，不会在一个地方过冬。我以为它们会在十月的某个时间到达那里，然后在来年三月初带着它们的小企鹅离开。我是说，那些幸存下来的小家伙。我说错了吗？我一定是弄错了。”
雅各布·佩里又笑了。“你说得完全正确，西蒙斯先生。我到那里的时候，只能看到两三只企鹅摇头晃脑地跳进海里——那时候正值罗伊兹岛的三月初，很快小屋附近就会结冰，无冰水面差不多在数十里之外，我是在十月份的春季被人接走的，当时，阿德利企鹅还没返回群栖地再度交配，养育幼仔。我没法观察企鹅的习性。”
我摇摇头。“我不明白。你不是奉命去那里……天哪，花了七个多月，差不多八个月的时间……去罗伊兹岛的群栖地观察企鹅，可那里当时压根儿就没有企鹅。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阳光。你不是生物学家或者科学家吧，佩里先生？”
“不是，”佩里先生再次咧嘴笑，“我在哈佛大学学的是英文，主要研究18世纪、19世纪的美国文学，当然也包括不少英国文学。1923年我毕业时，亨利·詹姆斯正炙手可热。詹姆斯·乔伊斯是一年前，也就是1922年出版了《尤利西斯》。而他那本《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则是六年前出版的。我当时花了一年时间在欧洲滑雪、登山——二十一岁那年，我继承了一笔小小的遗产。1924年，我看了马多克斯·福特《国际观察》上的一篇故事，遂而决定立即离开瑞士，前往巴黎，见到他在文中写的那个年轻人，把我自己写的东西给他看。”
“你去了吗？”我问道。
“是的，”佩里先生笑道，“当时，海明威是《多伦多星报》驻欧洲的通讯记者，要说对付我这种头脑发热的人，他还真有一套。我是在他的办公室跟他见面的，那个地方很小，脏兮兮的。他立即叫我去楼下的咖啡厅喝咖啡，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人。过了几分钟，他看了一眼手表，便说他必须回去工作了，将我这个正做着作家梦的人留在了咖啡厅里。”
“你把你写的故事给他看了吗？”
“当然，他看了三部，每部都只翻了翻前几页，便说让我不要放弃自己的正职工作。可这根本不是你想听的，对吗？人老了就喜欢唠叨。”
“挺有意思的。”我只嘟囔了这么一句，但我同时又在想，天哪，你居然见过欧内斯特·海明威，还被他告知你不是当作家的料。这是什么感觉？要么就是佩里在吹牛？
“还是回到你感兴趣的话题吧，西蒙斯先生，谈谈1933年到1935年间南极的事——我被伯德上将聘用，做了一名杂工，因为我有登山的经历。在探险期间，探险小组的科学家会在各大山峰做些研究工作。我压根儿就不懂科学，对企鹅也不怎么了解，现在还是不太了解，尽管养老院里的电视经常播放自然纪录片。但在1935年，这都不是问题，因为伯德上将只想把我打发走，直到那年春天，当所有人都要离开南极时，他们才来接我。”
“所以，你在又冷又黑的地方待了七个月？”我傻乎乎地说，“你到底做了什么让他这么不待见你？”
佩里先生用一把非常锋利的小折刀切开一个苹果，递给我一块。我接了过来。
“我救过他的命。”他嘴里吃着苹果，平静地说。
“对哦，玛丽说1934年，伯德上将孤身一人被困在一个高级气象站里，你跟几个人一起救了他。”我说。
“没错。”佩里先生说。
“看来是因为他被人救了后觉得没面子，就把你赶去了罗伊兹角的小屋，也让你体验体验孤独的滋味？”我实在是搞不懂。
“差不多吧，”佩里说，“只不过我没有像伯德上将一样，差点儿一氧化碳中毒……也没有像他一样要求救援。他有个无线电，每天都会联络小美利坚站。我却没有。我跟基地毫无联系。”
“前一年八月，你参加营救伯德的小分队时，”我说，看了一眼跟玛丽的聊天笔记，然后又看了看参考书（1991年的时候，可没有谷歌），“当时正值南极的冬天，你和另外三人行驶了100英里。当时，如同迷宫一般的冰隙不是被风吹塌，就是被大雪覆盖，一路看不到几面警告旗。100英里的路程，几乎一片漆黑，你们驾驶着一辆雪地牵引车，你那玩意儿就跟一辆加了金属盖的福特T型车差不多。而且，就只有你和三个来自小美利坚站的救援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