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总督幕府的众多幕僚，个个都不是流俗之辈。曾国藩以古人折节问教、礼贤下士的气度对他们优容相待。在长时期的相处中，曾国藩看出赵烈文是这群幕僚中的翘楚，在德、才、学、识、度等方面都要胜人一筹，故而十分器重，一有机会就保举他，但又不让他去上任就职，始终留在身边，以备咨问。
“据陈国瑞说，这两桩事的确都有。咸丰三年冬天，天津县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童生闯进僧王营房，自荐奇计。僧王打仗，从来都是独断专行，不听旁人的话，那天不知怎的，破例接待了老童生。老童生说：‘今之计，宜用远围长困法。王所恃者马队，而长毛亦善走，击东则走西，击南则走北，难以获胜。不如改用远围，在百里地外坚筑土墙，四面包围。墙筑成功后，长毛则被围在其中。为什么要这么远呢？因为远则不易察觉，近则易为长毛所知。长毛有十多万人，每月需粮五六万石，没有多久，圈中的粮食就会吃尽。我军只需严兵分守，不必与之战，不出数月，粮尽援绝，内乱自起，再乘机一鼓聚歼。’当时僧王部下不少人讥笑这个老童生的主意迂拙，说一辈子连个秀才也考不中的人，还能有什么好主意！僧王却偏偏在那老童生的肩上猛拍一巴掌，说：‘就用你这个计策，先给你十两银子，成功后再到我这里领重赏！’后来果然成功了。僧王足足赏了老童生三百两银子。这件事，陈国瑞虽未亲眼见过，但僧王部属们都这样说，可能不是假的。至于僧王临死时说的那句话，则为陈国瑞亲耳所闻。”
“惠甫，证实了这两桩事后，你是不是就赞成省三提出的防沙河、贾鲁河的方略呢？”曾国藩审视着赵烈文。
“是的。”赵烈文坚定地说，“我原本就赞成刘军门这个主意，这次从宿迁回来后，我更坚定了这个看法。跟踪追击不成，重点防卫也不成，我们当思改弦易辙。当年孙传庭就是用围堵的办法对付流寇的，僧王又有成功的战例在先，大人不必再犹豫。九帅复出，新湘军已练成，形势更为有利。大人的湘淮军以及豫军皖军负责守沙河、贾鲁河、淮河、黄河防线，九帅的新湘军从鄂北出兵进剿，合围之势一成，就是捻军的灭亡之日。”
当赵烈文把最后一口夏枯草茶喝完时，曾国藩也最终打定了主意。兵力不足，启用河南、安徽两省的绿营，尽管他们不中用，也要严厉责成他们守住。
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曾国藩经过反复周密的思考，又有前明将领孙传庭和当今僧格林沁的胜例在先，他坚信这个方案是正确的。但它毕竟牵涉面太大，动用的力量太多，且在短期内不易见效果。为昭郑重，他将河南、安徽两省巡抚及湘淮军的带兵大员召到徐州，面授机宜。
河南巡抚李鹤年、安徽巡抚乔松年和湘军大将刘松山、张诗日以及最近奉调驻扎济宁城的鲍超，还有淮军大将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周盛波，再加上陈国瑞，一齐端坐在剿捻钦差大臣的白虎节堂（一年前，它是徐州知府衙门大堂），恭听新的军事部署。曾国藩将一年来的剿捻之战作了回顾，归纳为“进展缓慢，战绩不佳”八个字。他没有把责任推给带兵的统领，坦率地承认自己指挥欠方，有负重任。在此基础上，将河防之策托出来，并将此计划的可行之处作了具体阐述。他不再征求大家的意见，拿起细竹条，指着墙壁上悬挂的地图，以干脆利落的语言布置分段防守任务。
“刘军门！”
刘铭传应声站起。
“河防之策始创于贵军门，捻匪灭后，当记首功。现在本部堂命贵军门率所部前往河南，防守中牟至尉氏一段贾鲁河。只准成功，不许失败。”
“遵令！”刘铭传接受任务后坐下。
“潘军门！”
潘鼎新立即肃立。
“贵军门率鼎军接着刘军门之后，防守贾鲁河尉氏至扶沟一段。此段淤沙较多，开挖工程量大。贵军门务须督部疏浚淤塞，严加守卫，不得放走捻匪一骑一兵。”
潘鼎新痛快地接受军令。
接着，曾国藩命刘松山率部守扶沟至周家口一段的贾鲁河，张诗日部防守自周家口至槐店一段的沙河，槐店以下责成安徽皖军防守，朱仙镇至开封一段，则由河南豫军防守。淮河水面由黄翼升水师负责。开封至考城一段由张树声、周盛波防卫。陈国瑞仍驻守清江浦运河。鲍超霆军随曾国藩左右以护老营。各路人马调遣完毕，刘铭传发言：“今日中堂调兵遣将，防守沙河、贾鲁河，将捻匪困死在豫西一带，用心深远，但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奏效的，恐怕众人不一定都能理解。卑职就听说官中堂讲这是守株待兔，最迂最笨的办法。今后怕的是浮议四起，军心动摇，日久松懈。”
刘铭传的意思分明是叫曾国藩再坚定大家的信心。曾国藩笑着说：“防守沙河、贾鲁河之策，从前无有以此议相告者，刘军门创建之，本部堂主持之。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磨折，必有浮议摇撼。从前水师之事，创议于江忠烈公，安庆之围，创议于胡文忠公。其后本部堂率水师，一败于靖港，再败于湖口，将弁皆不愿留水师而要上岸，靠的是坚忍维持，才有日后之振。安庆未合围之际，祁门危急，湖北糜烂，群议皆谓撤安庆之围援救武昌，也是靠坚忍力争而后有济。至于金陵百里之城，孤军合围，群议皆恐蹈和、张覆辙，本部堂不以为然。厥后坚忍支撑，竟以地道成功。办捻之法，既然尾追、守城都不得力，现在唯一可行的便是河防。诸位只要有本部堂刚才所说的坚忍之志，必可收得成效。”
安徽巡抚乔松年不赞成这个办法。他认为防守是被动的，乃下策，上策是追击歼灭，追击的关键在训练好马队。应严责李昭庆渎职之罪，用重金到口外购得好马，训练出好骑兵，有五千强劲的骑兵，再配备目前的陆师兵力，一定可置捻军于死地。他不明白曾国藩为何要出此劳而无功的下策，莫非年迈力衰，失去了往日强打硬拼的斗志？他本欲从根本上否定这个蠢主意，但终究没有开口。朝廷将剿捻之事责之于曾国藩，办不成自然由他负责，与己何干？再说皖军防守的这段，河宽水急，天堑一道，只要稍稍留心，捻军便插翅难逃，何苦去顶撞老头子？何况他带兵多年，老于谋算，此策说不定也有可能成功。乔松年以悫诚的态度说：“中堂所说的坚忍二字，确是我辈为官打仗的要诀，不独河防一事须如此。卑职当以此二字训诫皖军，定要将槐店到颍州府这段防线，把守得如同铁桶一般。”
曾国藩满意地点了点头。
“中堂，防河拒捻诚为良策，不过，豫军所防的这段并非河流，全是沙土。沙土挖壕，随挖随塌，不能成形。眼下天气热，又不能以冻土筑墙。从朱仙镇到开封虽只七十里，但卑职实无把握守住。”说话的是满头白发的衰朽老者、河南巡抚李鹤年。他从湖北巡抚任上接替原巡抚吴昌寿还不到半年。李鹤年心力衰竭，不想多任事，深知由于吴昌寿的软弱无能，使得豫军跋扈不能控制，因此顾虑很多。这几天伤风，说不了几句话就咳嗽起来。咳了几声后，他捂住胸口说，“中堂先前有令，捻匪在哪省，哪省应负剿灭之主任。目前，捻匪麇集河南，豫军理应主动出击，现在以大量人马防守朱仙镇至开封府，任贼匪在境内嚣张，今后若言路责备卑职株守一隅，不顾全局，卑职亦难当此责。”
去年，御史刘毓楠参劾河南巡抚吴昌寿纵容豫军骚扰百姓，吏治昏庸，朝廷命曾国藩查访。曾国藩派员暗查，证明情况属实，朝廷革了吴昌寿的职，将李鹤年从武昌调了过来。谁知李鹤年比吴昌寿好不了许多，且豫军欺侮他年老不知兵，更不听约束。曾国藩在心里叹息：偌大的中国，要找几个真正能胜任的督抚都不容易，人才缺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他本想用较为严厉的口气敦促李鹤年，但转念一想：这样气衰胆小的人，你再凶他，他不更虚怯了？再说，咸丰七年自己在荷叶塘守父丧，就出山之事与朝廷讨价还价时，时任都察院给事中的李鹤年上奏，请朝廷即命夺情出山，仍赴江西及时图报。在困难的时候，李鹤年给予了他重要的支持。
因为有这层关系在内，曾国藩的话完全是另一种语气：“李中丞，开封府附近的地理，本部堂都细细查勘过，诚如贵部院所说的，沙土覆盖，挖壕筑墙都有困难，但也得委屈弟兄们了。至于其他，中丞可不必多虑。今后无论何等风波，何等浮议，本部堂当一力承担，不与建此议的刘军门相干。即使有人指责豫军应该出击，不应株守，本部堂也一力承担，不与贵部院相干。这是本部堂一贯的作风。”
见大家都不再作声，曾国藩以其惯常的沉毅坚定的语气，给全体执行河防重任的文武大员们鼓劲：“诸位不要以为河防汛地太长，且其中又有极难守之处，便先存畏难情绪。其实，河防之策正是去年本部堂所制定的，以静制动的剿捻根本大策的一种形式上的变化。以静制动，从本质来说，是累于贼而逸于我，是打仗中取巧的一途。”
湘淮军将领中有人在偷偷地笑了。
“诸位不要讪笑，本部堂最恶取巧，亦不是存心让各位取巧，此为据剿捻形势而制定的大计，只有走这条路才是制胜之途。本部堂可以告诉各位，曾国荃统率的新湘军，不久就会出鄂省进入河南，从西、南两面逼使捻匪东窜。那时，各位只需张网捕获就是了。张宗禹、赖文光、牛宏、任化邦四大匪首，随便捉到哪一个，都可以与当年捉陈玉成、石达开、李秀成、洪天贵福的功劳相等！”
这句话对在座的文武大员们鼓舞很大，除苗沛霖后来又叛变被诛外，其他几个抓住石、李、洪的人都封了五等爵位。席宝田原是湘军中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就是因为抓到了洪天贵福而封男爵，令天下带兵的将领们垂涎。封爵的机遇再次普降，他们如何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