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反种族中心主义并不认为我们的文化是个与世隔绝的单子。它并不是说“我们陷于我们的单子或我们的语言里面，而只是说，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通风良好的单子同人类本性或理性要求的联系，较之与在我们周围的相对来说通风不那么好的单子的联系，不见得就更密切些”。
因此说我们必须从我们自己现有的信念出发，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坚持我们自己现有的信念。说我们只好用我们自己的这些信念来决定怎样使用“真”一词，并不是说与我们的观念一致的东西总是真的。例如，罗蒂指出，我们并没有从“无法超越我们的共同体而得到一个中立的立场”推论出“没有任何理性的办法证明自由共同体比极权共同体合理”。因为说我们只好是种族中心的，只是说检验由其他文化建议的信念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把它们与我们已有的信念编织在一起。但说把它们与我们已有的信念编织在一起并不总是说，要让它们服从我们已有的信念。有时也可能是它们改变我们已有的信念。因此，罗蒂认为，仅当我们把种族中心主义同固执地拒绝与其他共同体对话等同起来时，它才是可疑的。但与其他共同体对话，正是实用主义的种族中心主义的一个值得称道的道德德性：
我们与其他共同体和文化的交流，不应当被看作是在来自不可比较的第一前提和不可调和的思想体系之间的冲突。不能像看待其他几何学那样看待其他文化。
事实上，种族中心主义的一个中心任务恰恰不是要关闭门户，而是要不断地扩大“我们”一词所指的范围，不断地使我们可以正当地把越来越多的人不是称作“他们”，而是称作“我们”。
正是在这里，罗蒂提出了他自己的理性概念。传统的理性概念，在罗蒂看来，是与作为符合的真理、与作为对本质的发现的认识、与作为对原则的服从的道德这样一些观念结合在一起的。现在实用主义已经完全抛弃了后面这样一些概念，但罗蒂并不认为，实用主义也因此就抛弃了理性概念，就成了非理性主义，就在主张凭热情而不是凭理性思考。实用主义所作的，只是要区分两种不同的理性概念。上述这种传统的理性概念认为，合理也就是有条理，就是拥有事先制定的符合客观事物的本质的成功标准。科学家由于事先知道什么是对他的假设的否证，并只要有一个试验的不利结果就乐于放弃这个假设，因而是合理性工作的样板。罗蒂认为，在这种意义上，不仅诗歌和绘画，而且所有人文学科都不可能是合理的，因为它们都不能事先确定成功的标准。而且民主多元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要不断地重新定义他们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发现合理性的另一种意义：
在这种意义上，这个词指的是某种“清醒的”、“合情的”东西而不是“有条理的”东西。它指的是一系列的道德德性：容忍、尊敬别人的观点、乐于倾听、依赖于说服而不是压服……在“合理性”的这样一种意义上，这个词与其说是指“有条理”不如说是指“有教养”……根据这种解释，成为合理也就是指，在讨论任何问题（不管是宗教的，文学的还是科学的问题）时，都要避免教条主义、自卫心理和义愤。
在上述第二种意义上，在表明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和基础主义之不可能以后，不但自然科学，而且所有人文学科，都仍然可以说是理性学科，而不是完全凭热情的思考。在这种合理性的意义上，我们需要的正是不断地与别人、别的共同体和别的文化交流，从而超越自我，而绝不能封闭在自己的小天地中。
很显然，如果我们把罗蒂与伽达默尔联系起来，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对其实用主义后哲学文化观的维护，及其对人们提出的相对主义和“唯我论”指控的反驳。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认为，我们的理解绝不能离开我们的先见，先见是我们理解的前结构。罗蒂的种族中心主义则认为，我们与别人、别的共同体的对话必须从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共同体的信念网路出发。伽达默尔认为，虽然我们的理解必须从我们的先见出发，我们理解的结果却不是把我们自己的先见强加给对方，它是我们的视野与被理解者的视野的融合。罗蒂的反反种族中心主义则认为，我们虽然只好把我们自己的信念作为如何使用“真理”一词的标准，我们与别人对话的结果却是通过别人的信念来重新编织我们自己的信念网路；伽达默尔认为，我们的理解永远面向新经验，经验的辩证法的完成不在于确定的知识，而在于由经验本身激起的对新经验的开放性。罗蒂则认为，我们对话，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例如是为了达到意见的一致，而是因为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正是以自己为目的的活动。
罗蒂是美国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他的思想理论既秉承了美国的哲学主流即实用主义的传统，又体现了当代世界哲学主流的影响，尤其兼收并蓄了历来与美国哲学相抵触的欧洲大陆哲学诸要素，这使他的新实用主义理论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合流”趋势，也构成了当代美国哲学的一个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