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后哲学文化中，大写的哲学死了，但哲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部门本身没有消失。正如在一个后神学文化中，神学也仍有其生存的权利和地盘。所不同的是，神学在一个后神学的文化中，哲学在一个后哲学的文化中，不再具有文化之王的地位。这就好像一个封建社会的国王可以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继续存在于民主社会一样。在《民主先于哲学》一文中，罗蒂认为自己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化中的哲学家，因为他的职业，他对完满性的追求，包含了构造像自我、认识、语言，自然、上帝或类似这样一些东西的模式，并不断修补这样的模式，直到它们相互协调为止。为与哲学文化中的哲学和哲学家相区别，罗蒂称他们为小写的哲学和哲学家。对这样的哲学家，罗蒂的描述是：
这些人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学科标准可以遵循，没有任何集体的自我形象可以作为“专业”。他们可能像现在的哲学教授那样，对道德责任而不是诗体学感兴趣，或者对表达句子而不是表达人体感兴趣。但他们也可能不是这样，他们是兴趣广泛的知识分子，乐于对任何一个事物提供一个观点，希望这个事物能与所有其他事物关联。
但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后神学文化这个比喻不能运用于后哲学文化。在后神学文化中，哲学替代了神学而成为文化之王。但在后哲学文化中，罗蒂认为，不但哲学不能成为文化的其余部门的基础，而且也没有任何其他学科可以担当以前哲学所担当的这种角色。这里，我们可以简要地考察一下罗蒂对人们可能会提出的、代替哲学而成为文化之王的候选学科的分析。
首先是科学。把科学作为文化的其余部门的基础的愿望，在某种程度上，与想把哲学作为这样的基础的愿望同样久远。事实上，如我们所指出的，在大写的哲学中，不但包含柏拉图主义，而且还有实证主义。而实证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要求把哲学科学化的主张，因此已经隐含了要把科学作为文化之基础的要求。科学家由于坦然地面对事实而被看作是使人类与某种超人类的东西相联系的人。罗蒂承认，科学家通常是某些道德德性（如容忍、尊重别人意见、相信说服而不是压服等）的典范。如在英国，被选进皇家学会的比选进下院的人更诚实、可信和公道，而在美国，国家科学院明显地不像众议院那么**。但罗蒂指出，第一，科学家的这些道德德性与他们的学科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并不认为科学家有我们其余的人应该好好模仿的“方法”，也并不认为他们得益于他们学科的、与其他学科之不可取的柔软性正好相反的、值得期望的坚硬性。
因此，这些科学家，这些善于为我们提供技术的人，之所以成为这些道德德性的样板，并不是由于什么深刻的道理：
〔相反，〕……这只是历史的巧合，正如在今天的俄国和波兰，诗人和小说家之所以是某些其他道德德性的样板也是历史的巧合一样。
这里我们不是要驳斥和贬低自然科学家，而只是不要把他们看作牧师。在后哲学的文化中，文化的其余部门仍应该学习那些现在碰巧为自然科学家所有的道德德性，但不应当接受像“有条理”这样的被称为“科学方法”的东西。
笫二，文学。在一个抛弃了实在主义、表象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哲学观的后哲学文化中，确实可以想象，以客观地、精确地描述实在自居的科学很难占有上座。但文学怎样呢？罗蒂本人对文学，特别是小说，有一种偏好。因为文学语言主要是隐喻，它与对上述哲学观的批判有关。语言的隐喻用法表明，语言的逻辑空间和可能性的领域是永远开放的。例如，我们如果把“口”一词作隐喻的使用，我们可以说河流和瓶子也有口。因此文学语言根本上是反本质主义的。但是不是这样的文学语言就可以成为后哲学文化的基础呢？在美国文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文化一直被分成对语言的文学的使用与常识的、科学的和哲学的使用。在前一种使用中，语言揭示了其真实的、关系的和自我颠倒的性质，而在后一种使用中，这种性质则被遮盖了。因此在今天，“仔细阅读”的观念已经替代了先前的“科学方法”观念，文学崇拜替代了科学崇拜。我们听到的不再是“只有接受了自然科学家的态度和习惯，生活和政治才可能变得更好”；而是“只有接受了文学批评家的态度和习惯，生活和政治才可能变得更好”。
但是，尽管其对文学有偏好，罗蒂却不能同意让文学代替哲学或科学成为文化的主宰。德曼对文学的反本质主义或者说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性质的揭示是正确的、深刻的，但罗蒂却不能同意其由此推出的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1980）存在主义的结论。萨特说人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是对的，但他却不应当由此进一步说，人的本质，就在于没有本质。同样，德曼说语言作为隐喻的符号并不具有固定不变的意义是对的，但他也同样不应该由此便说这就是语言的本质。德曼的例子表明，反本质主义虚构了它自己的元叙说、虚构了自己关于在什么地方可以发现力量的终极杠杆的故事，而这在最后关头又推了本质主义一把，结果反本质主义倒使自己变得可笑了。在这个后哲学文化中，实用主义者不希望看到，在以前光芒四射的逻各斯的地方，为文学这个以隐喻表达其声音的阴暗的上帝设置一个祭坛。相反，它希望看到的是崇拜上帝、崇拜科学、崇拜文学和崇拜任何别的东西与不崇拜任何东西的人都能够和平相处。
第三，政治。根据在本章后面要提到的罗蒂在哲学理论与实际理论之间的区分，政治理论应归于实际理论。同宗教、哲学甚至文学等不一样，似乎从来没有人认为政治应该成为别的文化部门的基础。相反，一般认为政治倒要以别的东西为基础。事实上，在这方面，罗蒂做的最主要工作就是要论证政治不需要任何这样的基础。因为在他看来，想让政治理论以关于人的本性和历史目标的核心理论为基础，这一直是弊大于利。实际上，人没有内在的本性，历史也没有既定的目标，因而也不可能有关于这样一些东西的核心理论。当然，罗蒂承认，哲学，同其他学科（如宗教、文学、历史、道德和经济学、社会学等）一样，都可以对政治理论有所帮助，即帮助我们不断地重新编织我们的政治信念、隐喻和语言的网络。但首先，这些帮助不是基础性的，而纯粹是零星的。更重要的是，罗蒂认为，在哲学与政治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使政治处于首位而让哲学等与之符合。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罗蒂是把政治当作后哲学文化的基础了。但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罗蒂一直注意区分公共的事与私人的事。哲学、宗教和文学等属于私人的事，而政治则属于公共的事。在说政治应居首位而让哲学等与之符合时，罗蒂指的是当哲学等涉及公共问题的时候才能这样。而当政治涉及私人问题时，罗蒂又会认为应当让哲学等居于首位而让政治与之适应了，在这种意义上政治显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