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说来，这个在日本的普通下级职员，仅仅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成了“人上人”。那么，他作为一个外来者所闯进的空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小说的原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从浴室外面传来孩子们的笑声，他们正在和邻居俄国人的男孩子一道踢小石子玩耍。在厨房，妻子正在忙碌着使唤中国男孩准备做晚饭。他很喜欢这种傍晚时分充满了家庭氛围的喧闹声。他泡在浴缸里，一动不动的，竖起耳朵听了一阵子外面的动静。
上述描写无意中凸显出当时中、日、俄三国的国际地位。日本人和俄国人的孩子们在一起友好地玩耍，而“中国男孩”则扮演着侍候日本人的角色。
这里所谓的“中国男孩”，其实就是在日本人家庭里做侍者的青少年。据一位早年曾在大连生活过的日本人回忆：
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与中国人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性。最贴近的例子乃是“佣人”。在当时，在大连的很多日本人家庭都雇佣中国少年做佣人，他们被叫作“男孩”，年龄从十五六岁到二十岁前后。有时也会使用女孩子，但不多见……这类男童与每个家庭的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若是在工薪家庭，等到他们到了十**岁懂事了，且日语讲得不错的时候，会帮他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在日本人与俄国人家庭之间，除了小孩子在一起玩耍之外，大人之间也相处融洽。住在M公司职员家隔壁的俄国男人，还亲自上门来邀请这家的长男去打桥牌。如前所述，近代以来，俄国所主导的“南进政策”与日本所制定的“大陆政策”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围绕着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进而发动了帝国主义战争。1918年，日本甚至还出兵干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尽管两国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但围绕着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之间的利益，仍然时有碰撞，绝非像小说中所提到的那样和气一团。
再次强调，小说《D市七月叙景》的故事发生在1929年，昔日的俄罗斯帝国已经被新生的红色政权苏维埃共和国所替代。这一时期在大连的俄国人，主要是俄国革命和苏俄国内革命战争爆发之后离开俄国的俄裔侨民，他们反对当时的苏维埃政权。这些人主要是士兵、军官、知识分子、商人、地主以及沙皇俄国的政府官员等。这些俄国难民主要集中居住在上海法租界，但在哈尔滨、大连等中国东北地区也零星地居住着一些“白俄”。这些流亡到中国的俄国人，既然是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与作为昔日俄罗斯帝国宿敌的日本站在同一个立场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也不难理解为何在大连这个虚幻的特殊空间里，日本人与俄国人惺惺相惜，“友好”相处的原因了。这些昔日的俄罗斯帝国的后裔们，作为大连的第一代殖民者，在20世纪20年代波诡云谲的中国东北地区，依旧享受着昔日的“荣光”，和作为帝国主义新贵的日本人一道君临“满洲”大地。只是如此微妙的“友好”关系随时都有破裂的可能性，这或许也是让M公司的职员感到不安的原因之一吧。
在《D市七月叙景》第三个片段里出场的是两个中国人苦力。两位苦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贸然闯进一家餐馆里吃白食，最后被店主一顿痛殴。尽管挨了打，但酒足饭饱的二人躺在烈日下的马路上，心里感到十分满足。与第一、二章中采取的戏谑、讽刺等手法完全不一样。在第三章中，叙事者满怀同情，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被殖民者的辛酸生活。如此形象、生动的描写，与中岛敦本人曾经在大连的实际生活经历有重要关系。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其中的一位一边走路，一边很担心地问道：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哪知道啊？总会有办法的吧！”
“要不，咱们去营口吧，走路去。那里说不定情况还好些。”
另外的一个人没有吱声，只顾默默地走路。他满脸的不悦。
作为本地主要工业产品的豆饼、豆油等，最近受到国外产品的排挤。尤其是德国来的船只，直接从这里的港口把大豆运回本国的工厂。而且，重要的是用作肥料的豆饼，最近已经被硫酸铵代替了。这些事情，他们这些苦力自然是无法知道的。进入七月份以来，在D市，油坊陆陆续续地倒闭，坚持到最后的S油坊也终于在昨天关门了，他们是彻底走投无路了。他们立即赶到沙河口的铁路工厂和玻璃工厂去看了，但已是人满为患。于是，他们又赶到码头找工作。但是，码头正是一年中最清闲的时期，从六月到十月正是这个码头的淡季。
如果回溯到1929年的历史现场就不难明白，在全球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两个身处被殖民统治的大连最底层的苦力的失业，不过是这场经济大危机所激起的一个小小的涟漪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在上述内容中出现的“大豆”“豆饼”“营口”等关键词里，隐含了近代以来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生态。
传统上，东北地区的农作物多数是由从山东、直隶一带的移民所传过去的。自19世纪末期以来，这一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有高粱、小米、大麦、小麦、燕麦、稻米、玉米等。高粱、大豆、小米号称东北的三大农作物，尤其以高粱的产量为最。高粱不仅是人畜的主食，也是东北重要的物产“烧酒”（高粱酒）的原材料。大豆是与高粱相提并论的东北地区农作物中的双璧，作为经济作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中国东北地区，大豆一向是作为重要的油脂原料而备受青睐。
但是，“满洲”的大豆逐渐作为油脂原料和肥料原料（豆饼），在市场上扩大了需要。“满洲”出产的大豆，最先主要是满足清朝国内的消费，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出口日本市场的需求陡然增加起来。不仅如此，在1908年前后，针对欧洲市场的出口也经由三井物产而被打开，“满洲”大豆一跃成为国际性的贸易商品，成为世界市场的宠儿。在日俄战争之前，年产不过300万石左右的“满洲”大豆，到了1910年左右，年产量已达到1 400万石。
从传统的家庭作坊起步的生产高粱酒的烧锅和制作大豆油的油坊，在20世纪初，已成为东北地区的两大支柱产业。根据驹井德三的研究，东北地区的油坊最初是以芝麻和麻籽为原料的。但是，大概在1850年至1860年，有人开始把大豆作为榨油的原材料。从此，大豆油作为食用油开始在中国普及开来。而且，榨油后所剩下的残渣用作家畜的饲料。后来，山东的农民发现大豆渣可以用作肥料。于是，大豆渣被制作成豆饼，作为肥料逐渐流通起来。
为东北地区大豆业带来革命性转机的，是1861年的营口开港。
1861年，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营口开港。开港不久之后的1868年，营口出现了“满洲”最早的以蒸汽为动力的榨油坊。而直接为东北大豆业的发展注入生机的，是日本市场上对于大豆及豆渣的大量需求。从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伴随着农业的商品化发展，日本对肥料的需求供不应求。大豆渣对日本市场的出口正式化之后，在东北地区的大豆榨油业，就逐渐以港口城市营口为中心发展起来。甲午战争之后，大量的日本商人来到营口，从事大豆及豆饼的商贸活动。据三井物产在1907年的统计，营口的豆饼年生产能力达到了650万—750万枚。总之，从营口开港到日俄战争结束的40年间，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几乎都是以营口为中心来展开的，被誉为“营口时代”。日俄战争之后，随着日本殖民势力入侵旅顺、大连地区，大连代替营口成为东北地区新兴的贸易中心，是当时东方知名的现代化港口。
不难猜想，《D市七月叙景》中两个苦力出现在大连港码头上并非偶然。显然，他们之前一直是在码头做搬运工，所搬运的物品主要就是大豆及豆饼。他们之所以想要徒步去营口找工作，是因为营口尽管繁华不再，但它依然是东北南部地区的一个商贸重镇。
苦力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出现，是在19世纪中叶左右。随着英国在海外殖民地的扩大以及美洲大陆的开发，英美等国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地输入了大量劳动力。这些亚裔劳动者被苛酷役使，且薪金低廉。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把在“满洲”一带从事重体力活的底层劳动者称作“苦力”。
如前文所述，明治末期以来，在日本人所撰写的游记中不乏“苦力”的形象，“苦力”属于被极度蔑视的对象。
但是，在中岛敦《D市七月叙景》中，完全看不到对于苦力的歧视性描写，毋宁说，作家对他们的同情之心深深地浸透在了字里行间。这篇小说是以这样一句话结尾的：“两人呼吸着发白的灰尘味以及从他们自己的脸上流出来的鲜血的腥味，倒在了一起，心满意足地进入了梦乡。”这一幕与前面所提到的M公司的总裁及职员那种惶惶不安的精神状态相比，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安心感，因为脚下这片土地原本就是属于他们的。在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法西斯主义日渐猖獗的1929年，这篇极具批判意识的小说的问世是极其难得的。也正因为如此，《D市七月叙景》被认为是一篇无产阶级小说，或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浓厚的作品”。问题是，作为一个刚满20岁周岁的高中生，如此带有强烈“左倾”色彩的视角或意识形态是如何形成的呢？
明治以来，在“富国强兵”这一国策的推进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抬头。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的1903年前后，“劳动组合期成会”策划了大型群众集会；海军工厂、炮兵工厂以及三菱造船厂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同一时期，各种外来思想纷至沓来。西川光太郎、烟山专太郎分别开始在日本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
自明治十九年（1886）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开学以来，一直到明治二十年代，日本在全国各地相继创办了七所高级中学。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这些长期处在国家主义思想禁锢之下的中学校园里，也吹进了自由主义的气息，成了各种思想传播的前沿阵地。东京“一高”更是成了引领时代潮流的航标，对其他几所同类学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东京“一高”在建校当初，遵循“自治协同”“勤俭尚武”的校训，主张学生应闭门苦读。这种保守的集体主义生活方式，使学生与世俗保持了较远的距离。但是，反思、批判这种保守学风的声音从来没有间断过。1903年5月，东京“一高”学生藤村操在日光华严瀑布自杀。以此为契机，一场思想变革的活动在东京“一高”内部兴起，学生们渴望以宗教、文艺性的精神来代替保守僵硬的校风。
日俄战争之后，社会主义思想与反战思想相结合，开始向一般民众渗透。社会主义思想在“大逆事件”中受到了政府残酷的镇压。但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大背景下，这一销声匿迹的思想重新复活。承接了这一思想资源，宣扬**思想的左翼运动在大正末年至昭和初年呈现出燎原之势，也波及了各个高级中学的校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学生运动。1918年秋天，在京都成立了“劳学会”，同年12月，在东京帝国大学成立了“新人会”。该会由东京大学教授、大正民主运动的旗手吉野作造及其麾下的“普选研究会”的成员们创设，他们不仅仅满足于研究活动，而且是要在人类解放这一更高的视野下去改造日本社会。1922年7月，日本**成立。同年11月，以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为中心的20多所大学成立了学生联合会。该组织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实践，是具有战斗性的学生社团。该社团还延伸到了全国的高级中学的校园内。在1923年1月，“一高”“三高”“五高”“七高”等学校的代表通过协商，组成了“高中联盟”（HSL）。这是一个高级中学之间的横向组织。在各个学校成立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社会思想研究会等组织，以研究活动的名义来推广左翼思想。
1924年末，日本政府禁止在高级中学里从事与社会主义相关的研究，尤其是在1925年7月学生联合运动急剧化之后，在高级中学从事社会主义研究活动更是被认定为非法行为。尽管如此，研究活动并没有停止。在东京“一高”，于1925年9月曾一度被迫解散了的社会主义研究活动重新开启，十多名成员每周秘密聚会一次，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品。到1928年年初，该会的会员人数已达到50多名。随着人数的增加，该研究组织又分成英法班、德法班等11个班级，每个班还指派专门的指导员，内部还设有宣传部、教育部、会计部等机构，还在学校的辩论部、杂志部等社团内安插内线，以扩大影响。
在1928年发生的“三一五事件”中，大量日本**员以及劳动团体、农民团体、劳农政党成员被检举。从这一时期开始，学生运动开始转换策略，从争取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自由转换为争取作为学生的全部自由，发展成具有明确政治立场的斗争。从1929年年初开始，日本的无产阶级运动蓬勃发展，学生运动也随之进入白热化阶段。1929年4月，日本**第二次被检举，发生了“四一六事件”，日共及其下属组织的中坚分子多数被清理。以此为转机，在大学和高中里出现了重新审视学生运动的声音，认为单纯由学生参加的运动原本是不存在的，学生运动尽管是在校园内部进行的，但也属于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一环，只有从属于广泛的无产阶级斗争才具有意义，这一思想逐渐占据了主流。
中岛敦于1926年4月从京城中学毕业后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文科甲类，入住和寮五号，开始了其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涯。1927年11月，中岛敦在东京“一高”的《校友会杂志》第313号上发表了《下田的女人》，这是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1928年11月，他又在《校友会杂志》第319号上发表了《某种生活》《吵架》。1929年4月，中岛敦担任东京“一高”文艺部委员，参与编撰《校友会杂志》。在任委员期间，相继参与出版了322—326号五本《校友会杂志》。同年6月，中岛敦在《校友会杂志》第322号发表了《蕨·竹·老人》《有巡查的风景——一九二三年的一个素描》。1930年3月，中岛敦从东京“一高”毕业，4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国文科，在临毕业之前的1月，他在《校友会杂志》第325号上发表了《D市七月叙景（一）》。
中岛敦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书期间，正值日本无产阶级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而作为东京帝国大学预科的东京“一高”，始终站在思想斗争的前列。对于身处东京“一高”这种思想自由的学府，并在日本殖民地朝鲜度过青少年时光的中岛敦来说，受到左翼思想的影响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从一些资料能看出，东京“一高”时期的中岛敦比较活跃，显示了一个青年才俊卓尔不群的思辨力和行动能力，这与他后来在东京帝国大学默默无闻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于中岛敦在东京“一高”时期的文学活动，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吉田精一曾这样回忆道：
中岛无论是在一高还是在东大都比我低一个年级。所以，不能说有很深的交情，但是在左翼之风盛行的一高学生之中，他留着河童式的发型，头发剪得整整齐齐的，一直垂到额头，其风貌放射出异样的光彩。（中略）大学时，我和中岛敦、冰上英广、钉本（久春）等人一道出版了几集叫作《しむぽしおん》的同人杂志。因为当时《新思潮》已停刊，最先我们打算沿用那个名字，立刻去拜访了《新思潮》上一期的同人一户务氏，得到了许可。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反悔了，觉得到现在还叫作《新思潮》没啥意思，就起了一个高雅的希腊语的名字，并将其印在封面上，当然它的意思是“飨宴”。
吉田精一的回忆尽管不能充分证明中岛敦在东京“一高”读书期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左翼思想的影响，但至少透露了中岛敦所置身的当时东京“一高”的精神风气，并生动地勾勒出了他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的肖像。也有论者在极力地为中岛敦文学中的意识形态性祛魅，将其早期取材于日本殖民统治地区的作品与无产阶级文学做出区隔，认为中岛敦在朝鲜以及“满洲”等地的生**验，与其说是被他当作了政治批判的材料，毋宁说他的这一经验是被作为异国情趣和浪漫主义在其文学中发酵的。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中村光夫。
这些评论者，作为中岛敦在东京“一高”和东京帝国大学时期的友人，他们的用意或许是善意的，就是不希望用诸如无产阶级文学这种泛意识形态的标签来矮化中岛敦文学的魅力。事实上，通观中岛敦文学也不难发现，他自始至终都是在追问人及世界的存在这一极具形而上学性的问题。如果说在《D市七月叙景》这类作品中包含了对阶级剥削的批判意识的话，也可以将其视作他在思考终极命题时的一种附属品，不必夸大。但是，结合小说问世的1930年1月这一时间点来看，不得不说中岛敦的《D市七月叙景》以及之前在东京“一高”的《校友会杂志》上发表的几篇取材于日本殖民地的小说，开创了同类小说的先河，具有先驱意义。在这些作品中，中岛敦所着力批判的存在于殖民地空间中的不平等的世相，客观上也呼应了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学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