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共关怀是介入电视的追求前文所讨论的“公共知识分子”问题，从概念到基本观点，都源于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西方知识分子理论始于20世纪初，1894年，法国发生了躁动一时的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受诬陷事件。为伸张正义，法国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在报上刊登抗议书，要求对这一事件复审。这份抗议书被称为“知识分子的宣言”，认为是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对社会公共事务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1899年，美国作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论及此事件时，提出美国知识分子应保持自身独立性，保持独立于体制之外的品格的观点。后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知识分子界定为掌握文化成果并领导某一文化共同体的群体。从此，西方思想家对知识分子的研究成为一个热门课题。德国哲学家卡尔·曼海姆系统阐述了知识分子的特征和作用，认为知识分子应是超越本阶级的局限，“自由地漂浮”于各阶级之外，并以知识为依托，保持对历史和社会清醒的分析和判断的“漫漫长夜的守更人”。在这些思想家们看来，现代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社会群体，他们既掌握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又能超越个人专业领域，参与自身之外的社会事务，发挥引领社会的领导性作用。所以，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既要立足于专业，又要超越专业，主动参与自身之外的社会公共事务，应该说，公共关怀是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的追求所在。
雅各比在他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批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但他们是最后一批知识分子。知识界渐渐凋敝，随后登场的，不过是一些受过学院训练的庸庸碌碌之辈。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很多知识分子以写书论、言论为生，他们的生活空间是城市的大街和咖啡馆，写作对象是那些有教养的公众读者。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开放的文化空间不断萎缩，仅靠写作难以维持生计。随着大学的普及，老派的知识分子已被大学教授和高科技专家所取代。现在年轻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学院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他们只是在校园和狭隘的学术话语里谋生。雅各比对这种知识分子专业化感到无比忧虑，他的忧虑来自对知识分子应承担使命的期盼。他这里指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即是跟“大学教授和高科技专家”不一样的，具有公共关怀情结，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那样一批知识分子。
对此，刘继明在他的《公共知识分子：告别还是开始》一文中也表明了相同的担忧：“由于公共社会的畸形发育，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民主氛围的社会对话机制，再加上权力与资本对舆论的双重渗透，使得中国的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要么附庸于那些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国家决策层的企业精英用利益打造的丰满羽翼之下，要么就是活跃于各种同样为企业集团收购或控制的强势媒体的所谓‘媒体知识分子’或媒体名人，借用许纪霖的话表述，这些媒体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多种多样的：作家、艺术家、技术专家、人文学者，等等，虽然看起来与过去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区别，似乎也是面对公众，除了大量令人厌烦的插科打诨之外，有时候谈论的似乎也是一些严肃的公众话题。但媒体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即使在讨论公共话题的时候，他们所遵循的，不是自己所理解的公共立场，而是隐蔽的市场逻辑。”
这样看来，走上电视的知识分子们，“越界”发言是必然的。周濂在《当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中认为，如果物理学家只准谈物理，经济学家只准谈经济，文学家只准谈风花雪月，那就无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可见，越界本身不是问题，越界的方式、程度以及效果才是问题。他进而提到，爱因斯坦既是理论物理学的权威，也是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的作者波斯纳告诉我们说，那些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一个物理学家尽管他在物理方面可能卓有建树，但他因为不参与社会问题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在所有越界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中，爱因斯坦的苏联同行、著名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最让人神往。1968年，在“布拉格之春”的影响下，萨哈罗夫在其发表的《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见解》一文中指出：“在现代社会里，思想自由面临着三种威胁：一种是来自蓄意制造的通俗文化麻醉剂，一种来自胆小、自私的庸俗的意识形态，第三种来自官僚独裁者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及它的得意武器——思想检查制度。因此，思想自由要求保护一切有思想的诚实的人。”除了维护思想自由，这位苏联“氢弹之父”还热衷于反核运动，积极宣传绿色环保理念，抨击苏联入侵阿富汗。1975年，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词中有这么一段描述：“萨哈罗夫……对精神自由的勇敢捍卫，他的大公无私以及强烈的人道主义信念，使他成为一个人类良心的代言人。”
结合前文所述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我们可以说，对公共领域而非专业领域的批判性参与，才是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关键。波斯纳给公共知识分子下了个定义，这个定义也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即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越出自己的专业边界，就公众关注的问题在公共媒体上发表意见的知识人。由此看来，一个人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只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首先是知识分子；二是能经常就公共问题在公共媒体上发表意见，并且这些意见超出了自己的专业范围。鄢烈山在一次学术沙龙中也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第一是要有知识，第二要强调公共。对于公共，我以前的概念里强调两点：一个是参与公共事务。如果他不参与公共事务的话，那他只是一个数学家或哲学家，在书斋里面或者实验室里面搞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了，因此强调参与公共事务；第二个是，他一定是为了维护或者促进公共利益的，出于这样一个公心，这是我以前强调的两点。”
所以，“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众知识分子并不使其自身局限于学院之内，他们服务于大众传媒、市民团体、社会运动、商业或政府部门等各个职业领域。新近出现的各种观念，诸如关于公共出版业、慈善机构、授权以及富有责任感的商业与政府活动启示了公众知识分子如何进行崭新的伦理对话。公众知识分子因而为文科教育的最优秀成果所指引，那就是一种根植于非功利性精神的普遍意识。事实上，正是非功利性精神使从属于各个领域的公众知识分子：学院的、大众传媒的、市民团体的、社会活动的、商业的以及政府部门的，能以一种超越职业化界限的方式相沟通，协商彼此的特殊利益并且参与一种不间断的对话，从而在整个社会展开批评性的公共讨论……公众知识分子则反过来说明了人文学科研究对于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作用。公众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深具个人性，然而我们不能说这是纯属私人的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因为他们的研究触及了我们共同生活世界的深层蕴义，因而这样的问题必须能相互融通而成为普受公众注目与关切的焦点。由于公众知识所给予的启示必定最终同市民社会的理想息息相关，而后者却又正是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念与志向抱负之所在，因而公众知识分子将体现出这样一种品格，即热心投入社会生活而不丧失其非功利性精神的远见卓识。”
一部分走上电视的知识分子，就应该充分利用电视这一大众化传播平台，充分关注那些关乎公众利益和福祉的公共事务，将其对事务的看法和分析摊开在公众面前，让公众清晰地看到，有那么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电视上为公众的利益鼓与呼，由此，知识分子与公众的距离自然拉近，而知识分子自身的社会使命也自然得以实现。刘军宁提出了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务的四个方面：公共议题、社会政策、国是问题、发展方向。什么样的问题公众最关注，什么样的问题与公众利益最相关，与社会健康发展联系最紧密，电视知识分子们就应当关注什么。大到社会的发展方向，小到一例侵权案件，都应该引起公共知识分子的关切和参与，如农地被占、国企改革、损害民众利益的事件，甚至地沟油事件、牛奶品质、拖欠农民工工资这样的事情其实都已成为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因此也应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领域。虽然这些事件也会有记者进行相关采访，也会有媒体评论员进行相关评论，但是知识分子利用电视这一平台为公众利益摇旗呐喊，会使那些告状无门，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倍感温暖，而且由于知识分子群体特殊的社会地位，也会容易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徐友渔在《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一文中说：“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地就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他们的观点和态度对舆论的形成与走向，以及对公共生活的气氛产生影响，有时甚至对政府政策的形成发挥作用。”而知识分子要想就公共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就少不了要以公共媒体为平台。
邢兆良在《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缺失的原因》中对积极介入公众生活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如下推断：“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型知识分子相比，其内涵具有明显的不同点。其一，公共知识分子具有相对独立的思想和批判精神；其二，他们以自己的理想和观念来看待现实社会，是现实社会的批判者；其三，他们将关注世界、国家、人类、民族、社会的公益之事，视为自身义不容辞的社会义务和道德责任；其四，他们把是否将对人类社会的人文关怀付诸实践提高到个人道德高低的判别标准，即所谓‘铁肩担道义’；其五，他们对现存的各种知识体系、观念体系存在一种本能的怀疑和批判；其六，他们往往会借助于职业平台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以此来影响社会各阶层的思想选择和价值取向。他们本身也成为社会公众心目中的一种社会良知、社会理性的楷模；其七，他们更多的是从社会契约理性的高度，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精神来探索终极答案和完满境界。具有这些特征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现代法制社会里有可能成为一种相对独立，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和能量，代表社会的良知和人类理想的社会阶层。”他在这里也极为强调，这些知识分子是代表社会的良知和人类的理想，并进而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对文化价值的关怀，其实是关怀这个共同体的基本生存状态。他们所力图把握的，不是共同体内核的某些具体属性，而是共同体内核所归属的历史理性和终极命运……总的来说，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阐释历史和现实中所潜藏的历史规律、公共理性，阐明它们的本有的精神结构、揭示它们的生存状况”，“他们的人文关怀就是以人类基本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为前提，从而对人类、国家、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表现出深切的关注。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公共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的核心内容，具体表现为对人类生存实态的忧虑，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特权群体的监督。公众知识分子在各种场合表达人文关怀时，更多的是从思想、理论和制度的高度，批判现实的社会秩序，指出改进的途径和应该实现的前景”。
诚然，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是，一些走上电视的知识分子，其应有的“公共情怀”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这恰如徐友渔所说，这些经常在公共媒体布道，自诩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真正关注的是对言说机会和效果的考虑，除了想当精神导师或言论领袖而必须了解动向与潮流，他们其实对中国的现实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热情”。洪治纲也指出：“随着大量的知识分子在各种专业领域中霸权地位的形成，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表现，常常不是以批评者、建设者和引导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以明星式的话语集权者的形象出现。他们打着所谓的‘知识分子’旗号，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大众传媒的力量，在公共领域中四处招摇。”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部分知识分子的不良表现就否认公众对这一群体的需求，不能就此就否认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些有知识有思想的人们在公众传媒上代表公共利益发声。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公共媒体上为公众的自由、平等发声的社会价值。2005年，英国《展望》（Prospect）杂志联合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在网络上举行了一次“百大公知”读者投票，评选百位健在且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知识分子。最后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名列榜首，中国经济学家樊纲榜上有名。此外，不在候选名单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物理学家霍金、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人也得到了读者的额外提名。2008年这一评选再次举行，乔姆斯基、樊纲等人仍然入选。他们都是积极利用大众媒体参与公共生活的典范。这正如许纪霖所认为的那样，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