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功课还要照常地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地讲下去。学生们照常地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地亲切，格外地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儿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的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地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室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恋恋。黑板显得格外地光亮，粉笔是分外地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地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地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地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地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嘀嘀地嗒嗒地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毅异常地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地有沉重的车轮碾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十时三十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做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各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么无纷纭地一致地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地，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那些喧哗的慷慨激昂的东西们，却在忙碌地打算着怎样维持他们的学校，借口于学生们的学业、校产的保全与教职员们的生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