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了。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升告假同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
“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
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像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十一年九月
（1922年9月1日刊）